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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首席評論員 孟雷
對于近期公安部門公布的“2005年，全國共有1680個縣、市、區實現了命案全破，全部8類命案破案率達89.6%。我國偵破命案的能力和水平，已超過了英國(87%)、法國(81%)、加拿大(78%)、美國(63%)等國家的命案破案率”，我們在上一期的社論中已經就此進行了分析，得出只有尊重“保護嫌疑人權利的四原則——審判定罪原則、無罪推定原則、不自證
其罪原則、非法證據排除原則，以此增加嫌疑人的保障權利的能力，才可以使公安機關避免錯案及它的進一步發展，在最大限度上使錯案對公安機關和嫌疑人的損害都減到最小”的結論。
同時我們認為，僅僅在法理上尊重這些原則仍然是不夠的，因為尚缺乏能夠保證它們真正得到尊重的一些司法制度。比如，律師在場制度、錄音錄像制度、保釋制度等等。因為，對原則的尊重必須要靠一定的制度來保障，以使這些原則被明顯處于強勢地位的執法機關遵守，使原則沒有被破壞的機會。
但是，比起原則起碼能比較順利的成為口頭常識的情況來說，建立保障原則的制度顯然要難上很多。
對于“錄音錄像制度”，我們注意到在公安部門的說明中稱，“越來越多的地方公安機關對命案嫌疑人的審訊實行了全程錄音錄像，特別是在東南沿海發達地區”。按照這個說明來看，此項措施能否全面的施行并沒有明確的時間表，想讓這個措施成為一項司法制度更顯然還需要時間。另外的關鍵，我們認為在于這個制度需要明確的《刑事訴訟法》 內的立法保障，比如在什么情況下錄、怎樣保證它的完整性、如何保存、怎樣提供查證，把這些明確才是更重要的。否則，難以指望這個制度不成為公安機關的“內部參考”，這就起不到既保護犯罪嫌疑人不受刑訊逼供，又完善公安機關移送起訴的證據可靠性、完整性的作用——“殺人犯”當庭翻供，指曾受刑訊逼供的案例在所多見。
對于“律師在場制度”，一般的情況下在案件的偵查階段，律師如今仍然不能介入，這顯然并不利于嫌疑人的權利保護。因為足夠多的錯案表明，不僅嫌疑人權利受損的發端在于偵查階段，而且各種損害的定局也往往集中于偵查階段，比如身體及精神的傷害、非法證據如口供的取得。在案件進入起訴、送審階段，已離“辦成鐵案”不遠，這時候律師介入所能起的作用已打了折扣。
但是，有調查表明，在公安機關內部，對將來可能的“律師在場”制度，反對者居多，比反對偵訊過程“錄音錄像制度”的還要多——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中心的“建立訊問犯罪嫌疑人律師在場、錄音錄像制度(試驗)項目”，旨在為我國偵查訊問方式改革提供實證依據，在北京市海淀區、河南省焦作市、甘肅省白銀市的382名犯罪嫌疑人中展開。在實驗數據中，高達65.1%的嫌疑人把律師在場作為首選，因為“律師在場要比單純錄音、錄像強得多，除了見證作用以外，律師還能提供法律咨詢”。與犯罪嫌疑人的選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三地偵查人員對“律師在場”并不歡迎，參與問卷調查的56名偵查人員中，只有6人選擇了同意律師在場。雖然刑偵人員對此有意見，但顯然，律師在場對偵查人員和犯罪嫌疑人來說都有好處——北京地區選擇采用這種方式訊問的案件中，嫌疑人沒有翻供的。
關于“保釋制度”的問題，我們在行使這一法律制度的時候，與它的法理本意基本不同。我們可見的只有“保外就醫”和上期提及的宋德文放出來時拿到的“取保候審”，而沒有一般意義上的保釋。一般意義上的保釋早已是各國司法實踐中的常態，不予保釋則是需要很慎重的非常態。特別對于宋德文這樣沒有足夠犯罪證據的嫌疑人來說，予以保釋是正常的，這并不耽誤繼續偵查。而且審了一次就此癱了，故而失去可能的暴力犯罪能力，這種情況是不該再關著了，何況是一關八年。
很明顯，只有高質量的辦案，不出錯案，才是“命案必破、命案全破”這些高指標的成立前提。但是，這必然有賴于通過如上的這些原則和制度來保障，通過增強相對人的權利保障能力來實現。雖然建立這些原則特別是這些制度仍然很難，這既有傳統思想的原因，比如認為執法部門直至執法者個體的天然正義與公正；又有現實的破案壓力，比如政法大學試驗所反映的，就這些新辦法的可能推行對破案考核的影響，偵查人員有顧慮。但是，在更大的司法公正的范疇內，我們必須認識到，相對人的能力增強了，畢竟對執法者的職責來說也是好事——只有不怕律師在場“干擾”辦案，不怕在攝像頭錄音機下規范辦案，沒有足夠證據不能隨意羈押——只有這樣，案子才能辦得更仔細、更謹慎些，破案率才更能靠得住，公眾也才會更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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