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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評論員 桑彩
近日，中山大學一課題組發布《珠江三角洲與長江三角洲農民工比較研究調查報告》，對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兩大經濟帶的低端勞動力進行抽樣調查，分別選擇了“首次擇業花費的時間及所需的費用”、民工每周的實際工作總時間、每周加班時間、平均工資以及加班工資、拖欠工資率、勞動期間的人性化對待(比如是否“限定吃飯時間”)等指標，進行量化
比較，最后發現：珠三角民工的生存狀況略遜于長三角。
關于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地區競爭力比較一直是區域經濟學最熱門的話題，可以說，這兩大重要地帶(再加上京津冀經濟圈)幾乎主宰了中國GDP增長的速度。從經濟總量上看，長三角在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的強勢崛起，由此引發的珠三角是否失去競爭力等爭論之聲不絕于耳。實際上，當今最出色的地理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和年輕的城市經濟學大師格拉瑟(Edward L. Glaeser)都證明了，城市帶的競爭根本不是你死我活此消彼長的關系，而是綜合了路徑依賴，規模報酬遞增，集聚效應以及正反饋循環等規模的負責過程。應該給經濟帶和城市競爭力寫一份悼詞，讓那些討論如何保持地區經濟優勢并動用政府財政實力來維持地區競爭力的宏觀學者們都無言以對。
但是，毫無疑問，比較地區間的勞動力成本、流動和自由度的比較是異常重要的微觀課題。格拉瑟的著名論文《Reinventing Boston：1640-2003》，通過分析美國城市波斯頓的數度衰落然后數度崛起的股市，證明了一個寬容對待勞動力進出、重視勞動力培訓的城市(他稱之為“Skilled City”)有著永恒的重新追趕的優勢。偉大的城市群擁有一些共通的美德，即對移民勞動力自由度的熱愛，加大勞動人口培訓的投入必然會導致產業升級和城市聚集度的增強。
現在，中山大學發布的《比較報告》給了我們這樣一個思考中國城市善待勞動力問題的機會。在低端勞動力(民工)流動的自由度上，兩地仍需努力。珠三角的“暫住證”制度仍然強大；據稱長三角一些地區正在醞釀和執行對農村人口最大限度的“并軌對待”。格拉瑟在他另外一篇著名論文《Cities, Regions and the Decline of Transport Costs》中提到了當今世界以及國家內部區域里一種危險的趨勢：移動貨物的成本在大幅度降低，但人口移動的交易成本(不僅包含著人口的旅費支出，更重要的是包括人口在這個區域經濟體制內的歧視性的移動交易費用)卻居高不下。美國最近的移民法律加大了墨西哥移民進入美國的成本，而一些轉型國家的國家內部居民的居住法律也有一種強化土著和外來人口“雙軌”模式(他們的理由是大城市承受不了這么多外來人口)。從格拉瑟提供的角度觀察，無疑長三角的人口移動會比珠三角更自由一些，一個簡單的事實：珠三角的民工荒比長三角更嚴重。
另外一個可能的解釋因素是資本的屬性。珠三角是中國最早對外引資的地區，早期進入珠三角的FDI的外溢效應不強，例如技術變遷，管理知識的擴散，大部分來自港臺制造業(也有一些改頭換面注冊在維京島享受外資稅收優惠的本國民間資本)，他們經歷了本地區殘酷的制造業資本競爭之后轉移到珠三角地區。他們總以為中國低端勞動力是無限供給的(根本沒有預料到民工荒)，于是一些企業信守“社會達爾文主義”。相比之下，長三角因為引資稍晚，同時在大政府主義下更看重的是歐美、日本等“大資本主義”下的FDI，這些FDI的外溢效應更強。
城市帶的競爭根本不是你死我活此消彼長的關系。無論是對于珠三角，還是長三角，比較的目的并非得出一個勝負，事實上兩地都在為中國經濟做著偉大的貢獻，我們要總結出的是一些共性的東西，我們需要了解的是城市對待勞動力的狀況，從而找出我們還應從哪些方面更加善待這些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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