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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CIEN評論員 商寅泉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中國有些城市開始喜歡聘請一些洋高參，而且這些洋高參還都是以市長的名義聘任的，每年在所應聘的城市開上幾次會，報紙在顯著位置很張揚地報道一番。
這些洋高參被稱為國際智囊團，其成員基本上是跨國公司的老板。有些城市聘用起洋高參還不止一個兩個，經過幾年“發展”滾雪球似地一弄就是二三十個，洋洋灑灑一大片，給外人一看就是我這個市長很開放，有國際眼光。
靠洋高參支招中國城市的發展，有沒有實際效果？靠洋高參支招中國城市的管理，符不符合本土的實際？靠洋高參支招中國城市的經濟，誰得的利益最多？最近看了有些城市熱衷于靠洋高參解決中國問題的報道，不禁產生了一些疑問，也對聘請洋高參的這種施政形式有了一些思考。
市長熱衷于聘用洋高參，是不是說明市長對自身能力有些拿不準？在中國，市長這個位子不好坐。經濟上要年年增長，GDP最好是連年以兩位數的速度向上，遠景規劃、日常管理一大堆事務性工作，最關鍵的還要保證不出大亂子，所以市長的壓力可想而知。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說，市長的位子又好坐，上有黨的堅強領導，下有群眾支持；前有離開領導崗位的各位前輩，后有各司其職的委、辦、局支撐，只要做到十個指頭彈琴，應該說管理一個市還是可以勝任的。重要的是，中國的城市管理有其自身的規律，它與國外的城市管理沒有可比性。比如美國紐約，城市環境衛生只由一個私人公司承辦，完全是市場化運作，不但不用市里貼錢，這個公司自身還能賺錢。而我們的城市環衛管理，上邊有所謂的市政管委，中間有什么公用局、環衛局、衛生局，下邊有一系列吃公家飯的清潔車輛廠，這層層疊疊的機構和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沒法比，而且一時半會兒還無法改革。在這種情況下，市長聘用一大堆洋高參，無異于南橘北枳，根本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市長熱衷于聘任洋高參，是不是說明市長的左右手們——副市長無能？當前已經引起關注的是中國各級管理機構中副職過多的問題。像一個東部發達省份，不算黨的機構和人大政協機構，光是一個政府機構，就有一個省長，八個副省長，分門別類，分工甚細，有些副省長所管的事，又和他所分管的部委辦局正職副職所管轄的事嚴重重疊。這些部委辦局的正職副職也是七個八個一大堆。在這種現狀中，副職應該既是市長決策的具體執行者，又是市長決策的參謀，是上情下連、下情上連的一座橋。從實踐看，副職一般都是從基層做起，對基層的情況把握得比較準。相比洋高參，副職對市長的決策，能夠起到更大的作用。
市長熱衷于聘用洋高參，是不是真的信奉“遠來的和尚會念經”？對于一個城市的管理來說，究竟是用遠來的和尚還是自身的財富，這是一個思維方式的問題。城市管理有其自身的規律，它是一個有很強延續性的科學體系。我們目前有些大城市，聘用的洋高參，都是跨國公司的老板，這些商人在給你出主意時，能不考慮他自身的商業利益嗎？而且，洋高參根本就不懂中國傳統文化，他們所支的那些“招”，無非是步發達國家的后塵，建一些所謂的“中央商務區”，把根植于中華傳統文化的城市肌理破壞得一干二凈。這是有事實為證的，一個城市把歷朝歷代遺存下來的建筑拆光，然后都建成明晃晃的玻璃墻大廈，以此證明“日新月異”，這是一種對祖宗的輕蔑，對后人的犯罪。從比較極端的思維上分析洋高參的作用，可以說，他們所起的負面作用，比正面作用還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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