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任后下海：克林頓為何比中國官員更自由

　　畢詩成

　　國人有時候“無理”得可愛。這邊廂屢屢抱怨官員“只能上不能下”，那邊廂又對主動要“下”者心生狐疑：咋能想下就下了？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深圳市旅游局局長池雄標因為“身體不允許從事繁重工作”主動提出提前退休之后，便掀起一場如此這般的輿論風波。

　　從道理上講，做官從政當然不是“一入官門如賣身”，干累了不順心了，辭職這份自由總還是有的。辭了職的官員，正如池雄標所言，不可能50多歲便無所事事，待在家里養老，“出來做事”也的確沒有什么不對的地方。

　　君不見，60歲的退休總統克林頓先生，不是在馬不停蹄地“出來做事”嗎？因此，官員提前退休，只要是按照《公務員法》的有關規定來辦理，好像咱也沒有說三道四的理由。

　　事實卻似乎有些不可思議：大洋彼岸官高如克林頓者，退休后可以周游列國搞銀子。位高如施羅德者，可以從德國跑到瑞士做出版顧問；位顯如格林斯潘者，退休后可以下海開咨詢公司。我們倒是要為一位局級干部的退休生活憂心忡忡。

　　以筆者愚見，池前局長大可不必感到委屈，他所受到的輿論關照，與其說是針對他本人，莫如說是在當前官員利益瓜葛難以明辨的背景下，民眾對于一個群體的關照。

　　邏輯上，退休前的池雄標是“在其位謀其政”的國家公務員，是“官”。辭職后的池雄標便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老百姓，是“民”。只要手續一辦，其角色轉換旋即完成。但輿論對于其提前退休原因的多版本猜測，對其退休后會否下海的傳言，則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角色轉換并不如想像中那么簡單。

　　“提前退”局長可不可以下海？從人身自由的角度，當然可以。但在當前情況下，要讓退休的官員堂堂正正地走向“海邊”，不僅僅需要“自身正”的前提，還需要具備三個“充要條件”。

　　對于官員辭職，提前退休，老百姓能擔憂什么？細想想，不過有三：其一，突然辭職理由是否正當，是不是“撈了”之后以退換“安全”？其二，辭職時有沒有突擊積累資本？其三，是否給辭職后的下海留下了“權力期權”？只有從制度上消除這些疑問，官員辭職下海、退休經商的事情才能正常化。那么，此三點條件真的難以逾越嗎？

　　天下政事有難易乎？無他，公開，則無難事矣。這三個“充要”條件，恰恰對應折射了我們三項制度的重大欠缺：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官員離任

　　官員財產公開，提出已久，久未落地。前有“北京某區林業局副局長家財四千萬”的觸目，后有“歹徒寄希望劫取縣委書記一千萬”的驚心，搞得大家對于為官一任，究竟可以攢錢多少，誰也沒了譜。

　　離任審計也成問題。帶著“病”升職，帶著問題退休衍生出來的荒唐事屢屢出現，讓越來越多的輿論，夾槍帶棒地打著成船成船的官。

　　離職監督是監督官員是否握有“權力期權”。一些官員在位時為某企業或個人謀利，廣結善緣而不圖即時利益，等從崗位上退下后坐享“反哺”。此問題暴露已久，治理的辦法卻總顯出鞭長莫及。

　　曾看過新華社公布的一組前幾年的數字，2000年到2003年三年半時間里，全國各地共有10304名科級以上黨政領導干部辭職下海，并且呈逐年增加趨勢。可見，如池雄標一般身陷離職漩渦中的大有人在，卻是幾多活該，幾多冤枉而無奈。江蘇、浙江等地出現過地方性的規定，比如“提前退干部不得在原工作領域里經商”、“3年內向組織匯報商業活動”等，卻多顯出地域性規定帶來的力不能逮。

　　隨著越來越多辭職干部的出現，這些規定亟須梳理并在各地推廣開來。這不僅是對于民意的“利民”回應，更是保障官員正常權利的“利官”之舉。表面上看，落實這些舉措困難重重，且“有損”官員利益，但以長期的眼光來看，卻是中國民主發展進程中不可逾越的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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