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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員
建設部部長汪光燾近日在接受《學習時報》的采訪時表示，要進一步研究建立農民工工資支付保障制度，合理確定和提高農民工工資水平，解決好農民工工資偏低和拖欠問題；嚴格執行勞動合同制度，保障農民工職業安全衛生權益，依法規范農民工勞動管理，搞好農民工就業服務和培訓。汪光燾強調，各級政府要認真研究好農民工問題。現在城市有了較
大發展，有了較強的經濟實力，要按照城鄉統籌的要求，避免可能形成城市內部的新的二元結構。
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是橫亙在當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一道鴻溝。“農村問題、農民問題、農業問題”俗稱“三農問題”，而學界有一種較為主流的觀點認為，制約三農問題的兩個基本矛盾就是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矛盾和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體制矛盾。為了解決城鄉二元結構這一體制性矛盾，黨的十六大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思想，十六屆三中全會又進一步作出具體部署，及至“新農村建設”概念的提出，都是在為打破二元結構作出不斷的努力。
但是，我們在密切關注“三農問題”的同時，千萬不可忽視“農民工問題”，事實上，已經有不少專家提出了“四農問題”的概念。之所以在“農民工”的后面也冠以“問題”的稱號，是因為他們雖然進入城市從事非農工作，卻在身份屬性上依然被標注為“農民”，并未被城市所完全認同接納；從地位上來看，他們則處在產業的邊緣、城鄉的邊緣、體制的邊緣；從現實情況來看，農民工在工資收入、勞動安全、社會保障、培訓就業、子女上學、生活居住等方面存在諸多困難，經濟、政治、文化權益難以得到有效保障。這些問題引發了一系列社會矛盾和糾紛，在城市里有出現新的二元結構的危險。并且，這個新二元結構和舊二元結構既緊密聯系又大有不同，在新二元結構下，出現直接對抗性矛盾的幾率更大。
汪光燾提出要合理確定和提高農民工工資水平，是一個具有現實操作性的方案。目前，全國進城務工和在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民工總數超過2億，其中進城務工人員1.2億左右。今后一段時期，農村富余勞動力還會越來越多地逐漸轉移到非農產業和城鎮中來。如此龐大的勞力大軍涌入城市，對城市管理和社會發展都提出了十分重大的課題，一旦管理失當，造成新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態勢日益明顯，那么，在矛盾深化之后再行解決，就將付出更為巨大的成本。問題是，解決農民工問題不是簡單的行政命令所能為之的，它需要社會保障制度、就業制度、教育政策等各個方面的努力，但是這些制度的變更又要受到諸多條件的限制，有的并不具備立即變更的現實條件，需要用歷史的眼光來對待。在這種情況之下，以提高農民工工資水平為突破口，就顯得十分必要。因為，提高工資水平無論從歷史發展還是從現實條件而言，都已經相對成熟了。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興起“民工潮”，再到近年來紛紛揚揚的“民工荒”等等說法，核心都是農民工工資水平的變化。當年農民紛紛外出打工，直接原因就是務工收入超過務農收入。但是，長期以來，一方面經濟得到了快速增長，另一方面農民工工資卻仍然維持在一個較低水平，沒有發生本質性變化，甚至有的工廠十幾年來工資都沒變過，以至于有了“血汗工廠”的稱呼。在短時間內沒辦法解決社會保障的前提下，如果再不提高農民工工資，他們就無法在城市里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正常途徑，社會矛盾就會被迅速激化，并進而影響到社會安全與社會穩定。
合理提高農民工工資，使他們能夠享受到城市文明發展的碩果，他們才可能對城市具有向心力，才能融入到城市中來，為城市的社會建設與和諧發展貢獻更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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