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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迅雷
本是一趟蜜月之旅，怎奈一天不抓賊就手癢，來自深圳的反扒大俠苑國棟在杭州初試身手的第一天，一下抓了兩個小偷……春末，杭州《都市快報》的系列報道，反響熱烈。已經步入中年，被稱為“老苑”的苑國棟，施行的是“獨行俠”式的個人反扒行為；杭州警方蠻開明，說“非常歡迎像老苑這樣的民間反扒力量與警方攜手，共同打擊犯罪、建設平安
杭州”。
老苑屬于外來的過客，路過杭州，其行為仿佛有一點“鯰魚效應”的味道。所謂“鯰魚效應”，說的是挪威人捕獲沙丁魚后，在運輸途中在魚槽里放入鯰魚，因為外來鯰魚的攪動，致使沙丁魚群在緊張中警覺地游動，從而保持了活力，避免了漫漫路途中的死亡，最終大多數都活蹦亂跳到達目的地。“鯰魚效應”就是一種“激活效應”；當然，人家運輸沙丁魚，如果僅僅只有一條鯰魚是不夠的。
老苑這種民間抓小偷的行為，自然也引來公眾的一些疑問。首先我們要看到的是，法律沒有規定百姓不可以抓小偷，依據“法無禁止即可為”的原則，老苑的民間反扒行為是可以施行的。但是，這樣的行為畢竟是“非常態”，其作用是有限的，而且，這種“非常態”通常行走在“邊緣地帶”，若不小心是容易踩上紅線的。
我們知道，別說是小偷，就是在押的犯人也是有人權的，出手不當，很可能行為人自己成為違法者甚至是犯罪者。在云南曾經發生過一個“抓小偷見義勇為，打小偷卻又犯法”的案例：有一對兄弟在后半夜抓住一個小偷后，施以鐵錘、木棒，毆打小偷致死，結果兩人因犯故意傷害罪而被判刑，還賠償了巨款。小偷也有法律賦予的各種權利，這個概念至今似乎仍然無法深入人心。當公眾把目光一再投注到公權恣意侵犯私權時，往往忽視了自己私權的越位和濫用。法律的公平就在于，你打死一個小偷，所獲的罪責和你打死一個平常人沒啥兩樣。普通百姓沒有權利毆打小偷，只有將其扭送到公安機關的義務——也就是說，在“可恨”的小偷身上施以你的快意恩仇，這是不允許的。
在老苑身上，潛在的危險就是這種“快意恩仇”意識。行走江湖，快意恩仇，一劍封喉，血濺五步，此所謂“俠客”是也。在我國漫長的歷史上，從來不缺少俠客，而且在民眾的血脈里，涌動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對快意恩仇的“俠客崇拜”，你看《水滸傳》里，那些認為“殺人不過頭點地”的好漢，都是被看作“除暴安良”的英雄的。今日對付小偷，如果“抓”了之后還施以“打”，以為這就是“除暴安良”，那么，這就不是對傳統俠客意識的揚棄，而是一種盲目的“繼承”，這種繼承俠客衣缽的意識和行為，與現代文明社會是格格不入的。現代法治社會，早已不允許“快意恩仇”。
一個真正文明而法治的社會，對小偷的人身權利是不會忽視的。在這里，我想說一說美國對付小偷的理念。著名法學家何家弘留學美國時，就遇上了“小偷事件”，他回國后在《法學家茶座》上刊發了一篇文章敘述此事，給我印象深刻：那天他從寓所出來，嘿，正遇一小偷撬他的汽車鎖，他不由大喝一聲，奔上前去緝拿，那倒霉的小偷撒腿就跑；何家弘練過短跑，年輕體健，他急起直追，但畢竟小偷比他更熟悉道路，轉過幾條街路后，小偷給追丟了。
他氣喘吁吁地報警，警察急問：“你被盜了什么貴重東西?”回答當然是“沒有”，沒想到，警察滿腹狐疑：“你沒丟東西，追他干嗎？”何家弘一臉困惑：“他，他不是小偷么？不逮住他，以后他還會偷別人的東西！”何家弘自以為理直氣壯，可美國警察立馬表情嚴肅起來，正兒八經來了一番法治教育：“喂，你太傻！如果小偷有刀有槍，把你打傷打死，那是你倒霉；如果你把他打傷了，還是你倒霉——他去告你，你敗訴的幾率很高。至于他以后還會去偷別人的東西，這是我們警察的事情，不需要你過問！”何家弘是證據學、犯罪偵查學教授，他這下明白了什么是“差異”；更明白了什么是“差距”。美國向來不提倡百姓與小偷直接對抗。他們一方面是擔心普通百姓容易被小偷所傷害，同時也不希望百姓加害小偷，而更重要的是，他們更明白：抓小偷，是我們警察的事！“警察抓小偷”或“小偷被警察抓”，這才是“常態”！
我們今日的社會，畢竟已不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時代，社會治安現在還離不開見義勇為，但“抓小偷”畢竟是警察的本職工作。我們的社會絕不允許小偷“笑傲江湖”，但民間反扒高手到處“笑傲江湖”那也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作為“非常態”的民間反扒，畢竟行走在邊緣地帶，必須時刻守住合法的邊界，否則，說不定自己這頭也搞成了“笑熬糨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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