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躍生：外匯兌換一小步 貨幣制度改革一大步

　　文/王躍生

　　五一節前不久，國家外匯管理局出臺了一系列外匯管理改革的新舉措：放寬貿易項目和服務項目下某些外匯管制政策，如放松企業開立外匯帳戶管理和額度控制，放寬服務貿易售付匯的審批，允許銀行和基金公司代客境外理財，批準保險資金投資境外證券市場等。與此同時，國家還放寬了居民個人用匯審批方式和額度限制：個人不需說明用途，只需提供

本人證件即可在一年內一次或分多次兌換不多于兩萬美元的外匯，有實際用途時還可多購。雖然保留了兩萬美元的額度限制，但實際上個人對外匯的需要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滿足，因為某個人完全可以以別人的名義購匯換匯，用于支付、投資和匯出等。

　　上述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措施，特別是居民個人換匯的放寬，實際上是一次重要的制度變革：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普通百姓隨時可以將手中的人民幣兌換成美元持有或投資，人民幣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可以“自由兌換”了。這對于長期以來由于本幣不可兌換而一直有著“外匯崇拜癥”的普通中國百姓而言，無疑具有重大意義。至于這些措施對于緩慢前行的人民幣貨幣制度和匯率制度改革的意義，對于整個國家金融體系和經濟的意義，更是不言而喻的。

　　不過，此舉推出后，并未引起大的波動，甚至沒有引起太多關注。

　　然而，從國家經濟運行和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的角度看，這些舉措是應當重視的。如果再考慮到近來推出的其他有關外匯管理的措施，特別是企業境外投資用匯問題的逐步解決，困擾我們多年的人民幣自由兌換問題，其結局似乎已呼之欲出，整個資本項目開放和匯率改革問題，也已經找到了路徑。這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形成，對中國全面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將發揮重要作用。如今所做的，雖然還只是局部措施，小步起舞，但外匯兌換一小步，卻是貨幣制度改革一大步。

　　一個國家從傳統體制走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貨幣金融制度的改革，從不可兌換的貨幣最終成為可自由兌換的貨幣，以為企業和個人提供必要的活動空間和發展條件，同時按照貨幣匯率信號的引導找到自己在國際經濟中的位置。市場經濟要求向貨幣自由兌換轉變，這一點各國概莫能外。但是，在如何進行傳統貨幣制度改革并實現貨幣可自由兌換的方式上，各國的做法則大相徑庭。以20世紀后期開始經濟轉軌的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而言，多數國家采取了與激進市場化改革相配套的激進貨幣改革方案，一夜之間宣布本國貨幣可與主要國際硬通貨自由兌換。在轉軌初期經濟秩序混亂、生產嚴重滑坡、財政金融不穩的情況下，這種痛快淋漓看似徹底的改革措施，卻未能起到積極效果，反而造成本幣巨幅貶值、外匯奇貨可居、國際收支逆差，甚至外幣將本幣逐出流通領域并取而代之等不良后果。經過多年的混亂和多次幣制改革后，可自由兌換的新貨幣制度才隨著經濟的穩定得以穩定下來。

　　中國在一定程度上也經歷了這些國家的過程，雖然中國的過程是在政府控制下主動進行的，也比俄羅斯和東歐轉軌國家平穩得多。我們還清楚地記得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從官方規定的1.5：1一直貶值到黑市的10：1和官方的8.7：1。當時，外匯奇缺，炙手可熱，機構和個人都竭力囤積外匯，國家也把增加外匯收入、改善國際收支作為第一要務。正是由于對這種經歷的記憶，同時也由于其他國家轉軌的經驗和金融危機的教訓，中國選擇了緩步推進、漸進改革的道路。

　　原則上，貨幣的可自由兌換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從微觀上說，一國貨幣可自由兌換將為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活動創造必要的環境和條件，大大拓寬發展空間，節約交易成本。從宏觀上看，貨幣可兌換以及與此相伴而生的匯率浮動則使一國經濟的競爭力、效率得到真實反映，有利于確定自己在國際經濟中的合理位置，有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產業的調整和轉移等等。舉例來說，都說中國是世界加工制造中心。假定真的是中心，那么中國是否應當充當這個中心？這取決于比較利益和效率狀況。而對此的準確衡量離不開匯率浮動和人民幣真實價值。當然，貨幣自由兌換不是目的本身，不能為自由兌換而自由兌換。貨幣自由兌換的進程，如果對經濟和金融穩定、對產業競爭力和經濟增長產生嚴重不利影響，當然要服從于實體經濟的大局。由此來看，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在貨幣金融領域的謹慎政策不失為一種正確的選擇。但是，過猶不及。不分時機盲目開放和時機成熟仍一味延宕都不是明智的選擇。從人民幣可自由兌換需要的條件而言，應當說正在逐漸成熟。以國際經驗來看，貨幣可否自由兌換，貨幣自由兌換后匯率能否維持穩定，會否發生金融動蕩甚至危機，主要不是金融市場決定的，而是經濟基本面決定的：經濟增長、產業效率和國際競爭力、進出口與國際收支、外匯儲備情況等等。在這些方面，

　　(作者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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