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關口透析

　　本報評論員 王梓 歐陽覓劍 主持

　　本報記者 陳宜飚 香港報道

　　人民幣匯率牽涉到國際和國內經濟的多重因素，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也因為近兩年內外經濟不平衡的加劇，我國匯率改革不得不承受多重壓力，人民幣匯率作為國際焦點話題

，也肩負著各方的多重期待和憂慮。

　　5月15日，外匯交易中心公布的匯率中間價為1美元兌7.9982元人民幣，這是2005年7月21日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首次突破8的關口。這立即引發了人民幣是否會繼續大幅升值的聯想，從而牽動國內、國際利多與利空的多重神經。下一步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如何？央行在目前匯率變化過程中充當著什么角色？市場化的匯率形成機制距離我們還有多遠？放開人民幣匯率能否釋放內外經濟的所有壓力？這些問題都為國際、國內所熱切關注。

　　為此，我們組織了中央財經大學國際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文亮，

　　“破8”具有標志性意義嗎？

　　《21世紀》：您認為5月15日“破8”是一次平常的匯率浮動，還是一次標志性的事件？

　　何帆：人民幣匯率突破1:8關口是一件意味深長的事件。從國內宏觀經濟的形勢來看，貨幣供應增長速度過快、信貸和投資過熱，使得央行不得不尋找緊縮政策；國際上圍繞人民幣匯率的爭論不斷升溫，但是美國財政部并沒有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這為中國調整匯率創造了一個適宜的外部環境。人民幣匯率走高，是市場變化的結果，但同時也顯示出央行順應形勢和加速匯率調整的意愿。人民幣匯率“破8”之后，變化的趨勢可能會和以前有所不同，匯率波動的范圍會擴大，雙邊的波動會更頻繁，但最終升值的幅度會更大。

　　陶冬：我不認為是什么標志性事件，這只是人民幣小步慢升過程中間的一步。當然，“破8”無論從歷史意義上，還是從心理感受上，都有一定意義。但是如果從交易員或經濟分析員角度來看，沒有什么特別。幾乎四個月前，我們便可以根據當時人民幣的升幅，大致算出人民幣什么時候可以“破8”。我甚至可以算出來，今年年底以前人民幣會達到7.8，這是很簡單的數學——只是它的新聞價值可能更大于經濟學價值。

　　文亮：我也覺得“破8”不具備標志性意義，只是匯率在現行制度下自主浮動的結果。15日7.9982，16日又回到8.015，不過是浮動過程中正好在8附近，波動空間稍微大點就“破8”了。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美元貶值，相應的人民幣應該升值，這反映了市場供求狀況。

　　鐘偉：這次“破8”的含義主要是象征性和心理性的。我所說的象征性是指，如果中國經濟沒有大的波折，那么人民幣匯率就開始走上漸進升值的軌跡；所謂心理性，是指從2005年7月，人民幣釘住美元幾乎固定不動的狀態已經結束，公眾的固定匯率定勢已經打破，波動恐懼癥也在漸漸消除。從象征和心理的態勢看，人民幣匯率“破8”，和1980年代價格改革的破冰之舉，例如一盒火柴從2分漲價到3分帶來的巨大效果有某種類似性。這為中國政府進一步增強匯率彈性創造了良好的市場基礎。

　　馬駿：人民幣今后升值的幅度可能不會像市場想象的那么快，我在近期的報告中，已經把原來預期在12個月內的升值幅度從4%減少到3%。我的理由有二：一是來自美國的壓力實際上有所減弱；其次，中國最近采取一系列政策，像QDII和提高貸款利率等等，都表明用匯率工具來緊縮國內經濟的必要性實際上有所下降。

　　從人民幣的變化軌跡來說，雖然我們預測人民幣對美元會升值,但我同時認為人民幣對許多亞洲的貨幣在近期是會貶值而不會升值。這是因為主要幣種之間的匯率走向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元兌日元、韓元和歐元等都會有較大幅度的貶值，而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幅度估計不會大。

　　誰在決定人民幣匯率水平？

　　《21世紀》：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是根據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情況而確定，并且實行做市商制度。從過去的這近一年時間來看，在這樣的匯率機制下，投資者和央行哪個對匯市影響更大？央行如何對人民幣匯率施加影響？

　　馬駿：當然是央行。央行在匯率的水平上起決定性的作用。央行如果買或者賣的數量有所變化，匯率會發生非常大的變化。

　　陶冬：中國匯市還處于“嬰兒狀態”。對于人民幣升值，市場預期基本上是一邊倒。在這種情況下，我相信至少今后幾個月，匯率走勢以及匯率變化速度的主要取決于央行對內外經濟的判斷以及國際政治的角力。

　　黃益平：對于現在的走勢很顯然央行的影響力比較大，如果完全由投資者來影響的話，可以想象升值幅度肯定會超過現在這個狀況，尤其在美元大幅度貶值的情況下。

　　人民幣和美元之間的關系這么緊密，我們政策體系說的原來就是兩條，一個是釘住一籃子的貨幣，不是釘住美元。第二個是有管制的浮動的匯率體系。現在看出來這兩個都沒有完全做到，管制比浮動重要。至于說從跟美元掛鉤，轉向跟釘住一藍子貨幣，這個過程現在可能走的也不是很遠。從現在看出來，基本上還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匯率體系。顯然央行在考慮對人民幣匯率施加影響的時候，主要還是考慮美元因素，當然這個本身也在發生變化。

　　央行實施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主要就是對市場上的干預，直接介入也好，通過一些國有商業銀行也好，主要是在外匯市場上做一些買賣。雖然央行并不直接決定匯率多少，但顯然對一部分市場交易行為有影響有干預的。

　　文亮：去年匯改之后，央行是在朝著逐步讓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發揮越來越大作用的方向努力，比如在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中引進詢價交易方式和做市商制度；匯率形成過去都是央行公布，現在則是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向做市商詢價以后，去掉最高價、最低價，再加權平均。做市商作為市場參與者，在匯率形成中發揮很大作用。

　　按照現行制度，央行不參與詢價，所以央行的主要作用不是影響匯率中間價，只是負責在交易過程中，防止匯率的劇烈波動，幫助市場出清。目前市場供過于求，沒有央行干預，不可能出清。中國一季度的外匯儲備增長562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多增加了70億美元，央行干預應該說比較頻繁。

　　何帆：盡管央行采取了很多改革措施推動外匯市場改革，但是在匯率水平保持基本穩定的情況下，市場上仍然存在對人民幣升值的單邊預期，銀行和企業規避外匯風險的手段并不多，所以外匯市場的發展缺乏足夠的動力。匯率制度中的模糊性，如并未真正釘住一籃子貨幣，加快匯率制度靈活性和承諾不再升值之間的矛盾等也能反映出人民幣匯率仍然是受政府管制。

　　鐘偉：匯改至今，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引入了許多市場化的因素，但現實是：央行作為一個交易者，在結售匯市場和銀行間市場上的交易份額相當顯著，這可能會對外匯市場上均衡匯率的形成，以及貨幣市場上基準利率的形成，產生深遠的影響。

　　就外匯市場而言，央行仍然扮演的是市場出清者的角色。做市商和詢價制度的引入，遠期和掉期品種的引入，人民幣對非美元品種的波動等，都顯示外匯市場已經對更靈活波動的人民幣匯率具有承受能力，但是迄今為止，人民幣對美元的波動仍然相當有限。如果“政策帶”仍然如此狹窄，那么真正具有市場意義的外匯交易品種就難以活躍，做市商也會裝飾意義大于實際意義。我個人估計目前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日均交易量大約在20億美元，這遠遠背離了中國對外經濟交往的顯著需要。只有更寬的“政策帶”，才能使外匯交投活躍，匯市日均交易量達到至少200億-300億美元，初步滿足中國對外貿易和投資之需。目前的匯率形成機制，已經使得央行對人民幣即期匯率和人民幣浮動利率具有舉足輕重的直接作用，這可能會抑制匯市和貨幣市場的進一步發育。

　　央行的擔憂

　　《21世紀》：市場預期人民幣會有比較大幅度的升值，但今年以來直到現在，升值幅度還不到1%，遠遠低于多數人的預期。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是央行不愿意看到人民幣升值幅度太大？央行的擔憂是什么？

　　何帆：央行的擔心包括：人民幣升值幅度過大對中國經濟可能產生負面影響；出口可能受到沖擊，出口部門的就業也會受到影響；可能還擔心小幅度的升值強化對進一步升值的預期；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政治化，也是政府在調整匯率中顯得謹慎和遲疑的原因；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央行對匯率改革采取的一系列應對措施到目前來看仍然是有效的，但“成功是失敗之母”，這些權宜之計的成功可能會拖延長遠的改革。為了應對外匯儲備的增長，央行一直采取沖銷政策。盡管沖銷的規模越來越大，但央行票據的利率并沒有急劇提高，所以單純從成本的角度考慮，沖銷政策可能在近期內仍然是可持續的。但是，沖銷政策和資本賬戶開放都代替不了匯率改革。

　　陶冬：我認為中國的制造業有能力承受一個比目前更大的匯率浮動范圍。但是，農業生產力仍很低下，過度升值會導致進口農產品的人民幣價格大幅度下滑，對農村帶來相當大的沖擊。

　　另外，今年是中國銀行改革的關鍵年，有幾個銀行要在海外上市，其他銀行正在改制中，年底外國銀行允許進入人民幣業務市場。在最關鍵產業的關鍵一年，我相信回避風險是一個審慎適當的策略。在人民幣匯率改革方面，我個人贊成摸著石頭過河。

　　文亮：隨著匯率形成機制的完善，浮動區間和匯率彈性越來越大是發展方向。但要意識到，中國畢竟是從過去長期釘住美元，走向了浮動匯率制度。1994年以來，沒有哪一年有過現在這樣的浮動，1994年到1997年累計升值才4.9%，而現在半年左右就是3%點多。這已經是很大進步了。

　　而且如今很多東西還沒有準備好，比如匯率浮動，企業就必須得有避險手段，但現在人民幣衍生產品交易剛剛引入，交易機制不是很健全，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承受不了匯率大幅度的波動。比如，客戶與做市商根據利率平價簽訂遠期合約之后，即使利率和匯率預期發生變化，它們也不可以在即期市場平盤，因為那不符合現行銀行結售匯綜合頭寸的管理規定。

　　鐘偉：我認為，更靈活的人民幣匯率，不會對中國經濟增長、就業和物價等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目前漸進的微幅升值，只能解釋為政治妥協，而不全然是經濟方面的考慮。

　　我們對滬深上市公司進行了分析，就上市公司匯兌損益而言，在936家樣本公司之中，有612家公司出現匯兌凈虧損，有324家公司實現匯兌凈收益，即七成企業是匯率改革的敗者，三成企業是勝者。不過戲劇性的事情是，全部出現匯兌損失的企業的總損失，還不如出現匯兌收益的企業的收益大，612家匯兌凈虧損的公司2005年有16億元的匯兌虧損，但324家匯兌凈收益的公司卻實現了70億元的匯兌凈收益。

　　如果中國滬深上市公司的財務信息是基本準確的，那么必然的結論就是：中國名義匯率的調整空間，遠遠大于我們事先的預料，匯率政策的改革余地都還相當大，中國經濟的承受能力也相當強。

　　人民幣匯率的彈性還不夠

　　《21世紀》：近期以來，人民幣有漲有跌，并且漲跌的幅度都比較大，15日的漲幅超過了千分之一。這是否意味著央行將允許更大范圍的浮動區間？促成這種變化的原因是什么？

　　何帆：擴大匯率波動區間是非常有必要的，關鍵在于要引進雙向的波動，這樣才可以打消對人民幣升值的單邊預期。通過在雙邊振蕩的調整中逐漸實現人民幣升值，最終釋放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鐘偉：從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的漲跌都微不足道，日均千分之幾的“政策帶”，極大地制約了央行對市場進行雙向干預的可能性，也制約了交易產品、交易主體和交易數量的持續創新與發展。也許再過兩年回頭來看匯改第一年，我們會發現，目前的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波動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匯市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基本到位，既然公眾的匯率波動恐懼癥已經破冰，那么期待更靈活和更寬闊的匯率“政策帶”是理所當然的。

　　文亮：浮動空間擴大是大勢所趨。匯改的目標就是要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市場適應匯率的波動性后，匯率波動空間可以擴大。另外，隨著衍生產品市場逐步健全，企業有這方面的承受能力，空間也可以逐步擴大。

　　黃益平：央行允許擴大波幅的方向是肯定的。可能我們會見到更多的靈活性，升值的幅度會加快一些，但是是不是會升到我們所預計的7.5%，這個當然我們需要觀察。

　　目前擴大波幅的驅動力起碼有三個方面，第一是國內本身的貨幣政策決策需要有相對的獨立性，相對的獨立性就要求相對比較靈活的匯率體系。

　　第二，目前中國的外部壓力還是存在的。我們的經濟已經大幅度國際化以后，需要非常慎重地對待主要貿易伙伴國的要求。

　　第三，我們經濟當中確實存在過熱的現象。

　　匯改需要考慮美國的壓力？

　　《21世紀》：近期中美之間有一系列的互動，美國沒有將中國視為操縱匯率的國家，這是否意味著美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態度更趨緩和？這對人民幣匯率將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鐘偉：根據美國1988年奧姆里巴斯貿易與競爭力法案(the 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美國財政部每半年向國會提交一份“國際經濟與匯率政策報告”(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Exchange Rate Policy),提交日期一般為5月和11月，分別評估上一個半年度美國的宏觀經濟和國際經濟，以及美國主要貿易伙伴國的匯率政策，以確定其是否存在匯率操縱(Exchange Rate Manipulation)。

　　匯率操縱至今仍然是一個模糊不清的定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章程指出，任何成員國不得對外匯市場進行大規模地、長時期地以及同一方向地干預，從而使該國貨幣的匯率保持在一個不恰當的水平上，否則即為操縱了匯率。中國先后5次出現在美國的“匯率操縱國”(Countries Manipulate the Rate of Exchange)的名單中，韓國等東亞國家也屢屢榜上有名。但1994年之后，美國財政部沒有再將任何一個主要貿易伙伴認定為“匯率操縱國”。

　　目前美方關注的是石油美元和東亞美元的流向問題，因此對人民幣匯率的壓力有所減輕，把中國列入匯率操縱國不僅于事無補，反而可能適得其反。美方在報告中多次強調說，2005年7月21日的改革僅僅是第一步，中國會繼續為增強匯率彈性而不斷努力。

　　陶冬：無論是布什政府還是國會山，對人民幣問題態度都有所緩和。三月份舒默訪華以后，直至今后一段時間，來自美國的壓力會減輕。美國政客的注意力已經從對外政策、國際貿易政策，轉向了國內政策，在這種大環境下，拿人民幣做文章的人少了。

　　布什當局本身其實也不是真心實意要逼人民幣升值，如果真要這樣做，受傷的不僅是中國出口商，大量進口中國產品的跨國集團及美國消費者也會受損。我認為布什政府是“光叫不咬”，叫是他的責任，一旦咬下去的話，同時被咬到的是中國出口商和美國消費者(選民)。

　　布什所做的事情，是化解美國國會的壓力。我始終不認為這一次財政部會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但是明年中國很有可能被列為“匯率偏差國”。不過即使如此，美國也不會有直接貿易制裁措施跟進，這個是格拉斯利法案和舒默法案最大的不同。布什當局在人民幣問題上做文章，意圖是借此打開中國市場，。

　　黃益平：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是，不見得美國的壓力有所減緩，我自己的理解，他沒有說中國是操縱貨幣，實際上有幾個考慮，第一是確實看到了我們的努力，包括胡主席訪問美國的時候，另外包括溫總理，包括周小川行長，一直都在強調中國對匯率改革的重視，正努力使匯率變得更有彈性，匯率更自由化，我們是有承諾的。他們覺得這個很重要。

　　第二是因為他們覺得可能和中國之間相互一種合作性的方式，可能更有利于解決問題。

　　何帆：美國財政部和國會對待人民幣匯率的態度是有分別的。財政部和美國政府的一些官員更加現實，他們知道人民幣升值無助于美國糾正其貿易逆差，而且一旦美國聲稱中國為貨幣操縱國，結果不僅不會加速中國的匯率政策調整，反而可能會讓中國采取更強硬的態度。美國國會更多的關注國內選民的利益和情緒，其反華傾向更重。在中期選舉的時候，美國國會不會放棄指責中國。要避免中美之間出現兩敗俱傷的“斗雞博弈”，必須使得匯率問題“去政治化”。

　　文亮：近年中美貿易發展迅速，經濟聯系越加緊密，交往多了有摩擦是非常自然的現象。中美貿易是雙贏的，只不過現在那些受益的美國人沒有站出來說話，而受到中美貿易負面影響的工人開始搞各種活動，向政客施壓。多數美國人并不想跟中國搞匯率戰，在貨幣上給中國施加更大壓力，因為結果會是兩敗俱傷。中國對外貿易大部分是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設廠，先進口原料或半成品，然后加工出口。美國如果因為中國匯率不動，就對中國所有的進口收27.5%的關稅，在影響中國對美出口的同時，很多外商投資企業包括美國在華企業的利益也會受到損害。而且中國外匯儲備中的大部分都買了美國國債，支持了美國金融市場，這也是互益的事。今后，應以平常心來看待中美貿易問題。

　　最后，一定要明確：現在中國改革匯率制度，根本上是為了中國自身利益，是為了滿足經濟發展、改革開放的客觀需要，主動進行的調整，而不是為了美國。美國施加壓力只是一方面，我們的壓力主要還是來自于內部。亞洲金融危機時，各方面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要求人民幣貶值，人民幣還是挺住了。那么嚴重的情況都扛過去了，何況現在！

　　對中國匯率不滿的美國人，除了堅持要求人民幣匯率重估，也強調不是要人民幣大幅升值，而是希望看到人民幣匯率能增加彈性。如果中國提出改革，讓人民幣波動區間擴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這種壓力。而且增加匯率彈性后，也能為央行減少干預、提高貨幣政策獨立性創造條件。

　　匯率改革的目標及影響

　　《21世紀》：您預測人民幣今后將是怎樣的走勢，一月和一年分別會是什么樣的情況？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怎樣？對國內的信貸和投資又會產生什么影響？

　　何帆：人民幣會保持繼續升值的趨勢，但是升值的幅度不會很大。溫和升值對貿易的影響不會很大。中國的出口對匯率變化的彈性并不大。中國可能仍然會在一個較長的時期保持貿易順差。但是，如果匯率的調整能夠打消市場上的升值預期，就會減少熱錢流入，對控制房地產投機、壓縮信貸等均會有積極的影響。

　　陶冬：我預期人民幣匯率今年年底大概在7.75到7.8之間。就是在目前的規模之上，人民幣會再升值2%到3%。對國際貿易影響不大，但對出口商有影響。

　　馬駿：我們的預測是，在12個月之內，人民幣兌美元升到1:7.75，人民幣對日元貶值10%以上，對韓元可能貶值3%，兌歐元會貶值2%。這對中國出口至非美國市場，尤其是日本市場，有促進作用。

　　這對于國內的影響有很多方面。比如升值預期會繼續吸引更多的外資流入，這可能會加劇投資過熱傾向，尤其是房地產行業；如果是升值幅度過大(如10%)，中國的出口可能會由此明顯放緩，使得在某些行業的利潤率下降，銀行壞賬增加，投資需求減弱。

　　黃益平：在短期內，我們預計數字是從今年年初算起，在7.5%左右，如果看一月，對美元的匯率也就是7.9多一點。預測到第二季度是7.95，到第四季度是7.5。

　　對于我們經濟本身的影響可能是兩個方面，如果單從投資來考慮，貨幣升值就意味著我們進口的原材料相對來說變得比較便宜一些，很可能有助于國內需求的增長，這是很重要一個方面。另外，貨幣升值意味著出口產品競爭力會減少。總體來說，對國內需求可能有一些微小的負面影響。

　　《21世紀》：您認為人民幣匯率調整應該以什么作為目標，平衡貿易還是確立更加市場化的機制？與之相應，近期的首要目標是升值還是增加彈性？

　　何帆：匯率調整的目標一是尋找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均衡匯率，二是為了維持中國的貿易競爭力而穩定貿易加權的實際有效匯率。這兩個目標在當前是一致的，即都要求人民幣升值、匯率波動區間增加。穩定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雙邊匯率不能起到維持貿易競爭力的作用。我們仍然認為調整匯率水平優于所謂的調整匯率制度。因為適度升值的負面影響并不大，而且信號非常明確。調整匯率水平可以在一夜之間完成，但調整匯率制度和發展外匯市場需要更長時間、更多配套措施、爭議更大。升值對于刺激外匯市場的發展意義重大，沒有價格的變化和波動就沒有市場。

　　陶冬：這兩個目標本身并不矛盾。只有匯率的機制從結構上出現變化，擴大了波動幅度才有可能平衡貿易。最重要的是，央行應該明確，匯率政策不僅是平衡貿易的一種手段，它同時也是影響國內貨幣政策的重要工具。中國今天的經濟過熱和投資失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民幣匯率缺少彈性，利率政策完全受制于匯率政策。盡管利率處在一個超低的水平，盡管先是重化工業投資熱，后是房地產投資熱，但由于忌諱“熱錢”涌入，央行對利率杠桿始終不敢動。由此造成的經濟資源錯配，可能造成銀行不良資產，可能形成的房地產泡沫，我個人相信這比出口減少可能造成的損失只會大不會小。

　　黃益平：我也認為這兩個目標是連在一起的，中國的生產力提高非常之快，收入也提高得非常快，匯率升值是一個經濟規律，不管政府愿意不愿意，它都會如此。要么就是以名義匯率的形式調整，那么以實際匯率，包括通貨膨脹、工資調整和資產價格調整，但最終的目的都是一樣的，你的相對出口競爭力會因此弱化。

　　不過，這兩個目標最終是一致的，但是本身可能不應該把平衡貿易作為完全追求的目標，雖然最終可能會有這個效果在里面。從我們匯率政策改革的方向來看，更主要是要使得你的匯率的變化，反映經濟或者市場中的基本面變化。這個就是說靈活性，我覺得從建立制度來說，對于中國經濟改革和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特別重要。

　　鐘偉：中國經常賬戶收支的持續順差，取決于兩個基本的因素，一是中國出口產業整體競爭能力的提升，比其競爭對手的上升速度要快得多，二是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加工裝配地位，決定了其貿易項目的順差。目前看來，這兩個因素都很難被逆轉，因此以平衡貿易收支作為匯率政策的決策目標，可能對中國經濟具有過分的殺傷力。因此，平衡經常賬戶和增強市場化因素相比，匯率政策改革目標應該首先定義為增強市場化因素。就近期的目標而言，只有增加彈性，才能促使匯市交投的活躍和均衡匯率的形成，因此增加彈性應該優于升值。

　　文亮：我覺得匯改不是死釘住匯率水平，而是完善匯率形成機制，最主要的還是外匯市場本身的培育，重點是要完善外匯市場的交易機制，還有賴于金融衍生市場的發展。國際市場上的衍生產品很發達，而且在每天上萬億美元成交量的國際市場上，現貨交易不到一成，大部分都是衍生產品交易。而中國恰恰相反，中國衍生產品的交易不到一成，大部分是現貨交易。這在一定程度反應出我們市場的不完善，我國衍生產品市場還有很大發展潛力，只有當這個市場發展起來，這一套基礎設施完善以后，才能夠讓我們的匯率更加具有彈性，浮動空間更大。

　　我國資本賬戶也要穩步擴大開放。過去由于外匯短缺，我國大力鼓勵資本流入，限制資本流出。現在我們要逐步地擴大資本流出的數量，拓寬資本流出的渠道。要讓跨境資本流動越來越自由，發揮其對國際收支的調節作用。

　　很多人認為，只要匯率動起來了，所有問題都會解決。實際上恐怕問題沒他們想象的那么簡單。浮動匯率制可能不僅不能解決貿易順差的問題，而且會帶來其他問題。像1985年日元大幅度升值，短期內日本的出口下降，但日本的貿易順差卻上升了。浮動匯率制不是萬能的，更不是一勞永逸的。我們不僅要進行匯率政策的調整，其他涉外經濟政策也必須相應地作出調整，特別是資本流動的政策和貿易政策。

　　《21世紀》：那如何處理匯率調整與平衡貿易的關系呢？

　　文亮：在國際收支平衡中，匯率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也不能完全依靠匯率調節。貿易的順逆差問題，根本上是由國內的投資儲蓄關系決定的，而不是匯率。去年中國名義上雙邊匯率上浮了兩三個百分點，對主要貿易伙伴平均升值幅度是10%以上，但是去年中國貿易順差卻創了1000多億美元的新高。所以說匯率只是一種手段，要解決國際貿易平衡問題，不能依賴于匯率，還要通過其他政策。中國對外經濟不平衡，根本上是由于國內經濟不平衡造成的。

　　中國現在還有很多地方不計成本，犧牲環境、勞工利益和土地資源，廉價地招商引資，給外資特殊優惠待遇。本來早期開放的沿海地區應該產業升級了，但是它們仍然沉醉于出口加工業，在產業鏈中處于低端。這幾年中國經濟增長迅速，產業結構應是不斷優化，第三產業比重應上升，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比重下降，但由于外貿發展很快，結果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占GDP比重的差距在高速增長過程中，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在不斷擴大，產業結構不是在起飛過程中優化，反而是在不斷的惡化，這都是國內經濟發展不平衡的一些反映。而這些都會反映到國際收支、貿易收支、資本流動上。

　　總之，解決國際收支不平衡要從恢復國內平衡入手。國內經濟存在的結構問題、總量問題不解決好，國際收支也不可能平衡。過去我們主要靠行政手段解決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問題，在開放經濟的條件下，這種手段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遵照文亮的個人意見，未放本人照片。本報實習記者徐丹、吳煒惠參與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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