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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檀 每經評論員
新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國六條”終于出臺，一些動聽的說辭無法掩蓋以下的事實，即去年的“國八條”事實上沒有發揮應有的調控作用。
“國六條”強調調整住房供應結構不合理的矛盾，基于房價上漲的根本原因并未發
生改變，政策有延續性，即以行政與市場的手段來抑制開發商的暴利渴求與地方政府的不作為。“國六條”的第一條、第三條、第五條，有關于普通收入階層的住房保障，是對于地方政府的要求，第二條是稅收、金融等政策的宏觀調控措施，第四條是對于房地產商扭曲市場信息的反控制，第六條與此呼應，要求政府部門加強信息的公開、透明與及時。
這些用意良好的政策意在解決房地產市場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但可惜多數政策在實施過程中遭到扭曲，沒有證據表明，將這些措施重復一遍就能改變既定的利益格局。
地方政府對于推出中低價房興趣不高，開發商也是如此，稅收與金融等各方面的措施難以落實，甚至購房者都不希望房價下降，這一切基于各部門與市場主體對于自身的利益考量。在中國房地產市場上，既然價格與需求可以人為操縱，那么，最理想的莫過于把價格操縱到最高，使所有入市者一起加入投機的狂歡盛宴。
在市場價值與社會價值遭到根本性扭曲的情況下，我們甚至懷疑，包括稅務部門在內的部門在提稅的政策時，到底是純粹出于平衡市場利益維護社會公正的目的，還是為了提升本部門的權益；金融調控舉措及一些證券化舉措到底是為了降低房價，還是轉嫁可能的風險；我們也懷疑，地方政府經營城市并非出于解決人民生活困難的目的，而是為了使土地升值，而農村建設也有可能荒腔走板成為經營土地的手段。我們陷入了可怕的普遍懷疑之中。
這一懷疑使我們將一些地方政府部門與開發商打入口誅筆伐的境地，而忘記了以下基本事實。一些地方政府消極對待中央的調控政策，固然有尋租的一面，但是，地方政府在財政中所占比例越來越低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據鄧聿文先生所引數據，分稅制后，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從1993年的78%下降到2004年的42.7%；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卻明顯上升，從1993年的22%上升到2004年的57.2%。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占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卻沒有相應的變化，一直在70%左右的水平上波動。也就是說，地方政府用43%左右的相對財政收入支撐了70%的相對財政支出責任，與分稅制改革前地方政府用68.4%的相對財政收入僅僅支撐59.0%的相對財政支出責任恰恰相反。面對本地的中小國企的改制成本、產業升級成本、以及籌集社會保障、義務教育方面的經費等現實困難，地方政府縱然是巧媳婦，也難為無米之炊。其實，那些稅收優惠等政策也并非地方政府獨創，而是為了推動發展房地產市場的部門政策。
由于對房地產投機者過于憎厭，人們相信市場有絕對公平，只不過是被地方的無數歪嘴和尚念錯了經，而忽略了我國房地產市場從一開始就具有的整體的投機性質。那些認為政府全面干預經濟生活的人自詡為社會公平的衛士，也起了誤導的作用。須知，如果一個市場中所有和尚都是歪嘴的，那一定是這個政策或者是市場的根基出了大問題。
一些學者支持的政策，比如政府減少土地供應量、提高公積金貸款利率、不加區別地提高購房首付比例，都是抑制窮人消費的良方。既要使房地產成為社會的普遍保障品，又支持政府扼制窮人消費，這其中的邏輯關系令人費解。
檢驗一個具體的政策的目標效率的最好辦法，莫過于重新檢視被證明行之有效的措施，對投機性購房者尤其是國外投機資金施以重稅就曾沉重打壓過大城市的房價，重新揀起來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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