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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周望軍表示，我國藥品價格管理辦法的初稿已經完成，今后可能每兩年對藥品價格進行一次調整，對市場定價的藥品也將實行政府干預。認為在醫藥價格管理上存在的主要問題、主要根源是道德問題和制度設計問題。 (見《北京晨報》5月16日)
藥品價格虛高已經成為社會各界關注、反響強烈的問題。我們知道，醫藥市場是典型
的不完全競爭市場，一是因為藥品生產具有強烈的專業性，二是因為生產企業對藥品具有壟斷權，三是因為醫生處方對藥品銷售形成了一定壟斷權，加之藥品療效的滯后性和醫生和病人之間對藥品信息的不對稱性，都造成了藥品降價難以達到預期的目的。但藥品價格的規制過程是一個利益的沖突與矛盾到協調或整合的過程，需要各種力量在博弈和溝通中達成共識，這就需要提供制度平臺，實現利益表達、博弈和調控的制度化，提供開放的合法的利益表達渠道。基于此，每兩年對藥品價格進行一次調整，對市場定價的藥品也將實行政府干預，就具有了積極的意義，表明了管理者對現存制度的評估和對制度重新安排的預期利益
不過，在輿論一致抨擊“醫院靠藥品賺錢”、“以藥養醫”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出售藥品幾乎是所有醫院主要的收入來源”的今天，兩年對藥品的一次調整，能否達到公眾和政府的預期呢？調整后的藥品價格是高還是低，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筆者以為，要消除藥價虛高，在認定醫藥價格管理上存在制度設計問題的前提下，信息能否公開透明和公眾參與博弈的程度就成為能否達到公眾預期的決定因素。
從1996年至今，國家先后對藥價進行了17次降價，累計降價額度400余億元，但市民卻全無體會。以致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周望軍發出了“即使再降價17次，體現在市場上仍然沒動靜”的感嘆！原因何在？在此，我們應該注意到制度設計的囚徒困境。囚徒困境不是一個道德困境，而是一個行為困境，是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矛盾的永恒悲劇。博弈論認為,制度是個人經過次博弈所得的均衡解，只有所有當事人都具有平等的討價還價的機會與能力，才能最終達到制度均衡，否則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單獨走出困境。所以，公眾的參與和信息的透明，決定著兩年調整一次藥品價格的成效。只有在信息透明和公眾參與博弈的前提下，才能促使制度達到公眾的預期。
制度的功能即在于提供一套幫助人們走出不合作囚徒困境的激勵機制，通過權利、責任的配置和懲罰規則的實施，誘導個人選擇社會認可的最優行為。但制度的供給方也是“囚徒”之一，制度設計不能不受到制度設計者自身條件的約束。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和缺少公眾參與，導致藥品價格無法達到預期，換句話說,在沒有作為囚徒困境之另一方的公眾的博弈的情況下,制度的實際效力難免大打折扣，遭遇被抵制、修正、規避的命運也不難理解，“大處方”的出現實質上就是囚徒困境的產物。
既然已經承認道德問題和制度設計問題是醫藥價格管理上存在的主要問題和主要根源，那么就可以認為管理者對制度有了新的預期，而這個預期能否與公眾對制度預期達成契合，筆者以為，讓公眾參與博弈和保證信息的透明就成為決定因素。
(稿源：紅網)
(作者：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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