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數字出官需革新干部任用觀

　　本報評論員

　　在全國的“十一五”規劃中，年均經濟增長率預期目標為7.5%。而在內地31個省市公布的“十一五”規劃中，預期平均GDP增速是10.1%，最高的達13%，最低為8.5%，普遍超過中央提出的總目標1-2個百分點甚至更高。國家發改委在《關于請各地區科學確定本地區“十一五”時期經濟發展速度的通知》中指出，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地方政府沒有正

確理解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涵和要求，存在誤解”。

　　說到底，就是“數字出官”的舊有干部考核思維在作祟。我們習慣了以GDP為指標的政績觀，這一政績觀的背后又是經濟發展至上觀。為了完成經濟發展的高指標，可以犧牲掉環境，“先污染后治理”；也可以犧牲農民土地換投資，在某些地方，居然掛出了“誰與招商引資過不去，就是與××政府過不去”的標語；當然更可以犧牲掉政府的公信力，既然數字可以造假，又有什么不能造假呢？只要能換來官位的升遷，權力所能掌控的資源都可以隨時隨地進行運作。千年以來的“官本位”思想依然在官場具有相當大的市場，并且這種思想已經從官場滲透到民間，使得整個社會的話語體系對公權力具有頂禮膜拜的傾向。

　　而“官本位”思想在社會層面的鞏固，實質上就是“民本”思想在社會層面的消解。人民的幸福被置于一旁，官員的升遷被高高舉起，這種不正常的官場哲學自然會導致“數字出官”現象的泛濫。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經濟形勢研究室主任王小廣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各地的‘

　　“計劃泡沫”的存在，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上世紀50年代的“大躍進”、“浮夸風”就是計劃泡沫的老典型，在那段荒唐的歲月里，各地官員們爭相大放衛星，“畝產萬斤”、“畝產十萬斤”的謊話說起來眼睛也不眨上一眨，可受害的最終還是百姓。殷鑒不遠，歷史已然過去了數十年，可反思不能止于歷史，否則，歷史不會排除在相同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地重復上演。

　　“十一五”規劃是以“規劃”代替了“計劃”，一字之差，反映了公共治理理念的變化。規劃不是像過去那樣靠指令性指標，靠分錢、分物、分項目實施的老式計劃，而是通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機制來提升經濟，來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和增長方式的轉化。也就是說，“十一五”規劃要通過制度進步來實現經濟轉型和社會前進。這就對干部任用提出了新的要求，經濟發展只是政績的一方面，社會發展和政治發展也是政績的重要內容。

　　單純的數字觀和單純的經濟觀已經跟不上社會發展的形勢了。當前，我們正處于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期，多年來因制度不公和諸多原因而淤積下來的社會矛盾日益凸顯，固然“發展中出現的矛盾要在發展中去解決”，但這個“發展”一定是科學的發展，是整個社會層面的協調發展，而不是經濟進步，社會滯后。社會建設跟不上經濟建設的發展，那么經濟建設的成果就難以被社會所分享，最終導致經濟發展出現難以緩和的深層次矛盾，并傳遞到社會層面，致使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所以干部的任用如果規避社會現實，報喜不報憂，公共治理的思路就會出現較大的問題，影響到社會的長期發展和執政地位的鞏固。

　　這就要求我們要革新干部任用觀，以社會長期發展的眼光來衡量，而不是以簡單的數字來比較。否則，數字吹噓得再高，人民卻感受不到數字之下的幸福，終究是靠不住的。而要想“利為民所謀”，讓人民對干部任用具有決定權，才是最為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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