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軍：財政支出面臨擴張壓力

　　財政擴張，既是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內在要求，更來自轉軌過程中各種矛盾激化和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競爭白熱化所構成的壓力

　　朱軍

　　從經濟環境來看

　　財政支出規模隨經濟的增長而擴張。公共財政是提供國民待遇的財政，是提供均等服務機會的財政，而稅收收入是對提供均等服務、均等致富機會的公共財政的直接補償。我國的GDP近年來處于持續高速增長的階段，就2005年而言，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82321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9.9%，屬于“高增長階段”。根據“瓦格納法則”，當國民收入增長時，財政支出規模會以更大比例增長；與此同時，R·A·馬斯格雷夫認為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演進，政府支出的規模逐漸增長。而信息時代的到來，致使人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有了更寬的比較范圍，國內不發達地區不但可以和發達地區比較，而且還可以和國外發達國家比，特別是和高福利的國家挪威、芬蘭比，納稅人對政府支出的“非理性要求”前所未有的巨大，要求遠遠大于經濟發展階段政府支出的需求增加的規模。這就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演進和信息化發展背景下的財政支出環境。

　　從社會環境來看

　　當前我國社會結構處于全面轉型時期，各種社會問題糾纏在一起，相互牽連、相互聯系，使得社會問題的解決變得十分棘手和困難，常常是要解決這個社會問題，必須以另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為前提，或者是多個問題一起解決才能治標治本。就“三農問題”而言，涉及到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城市化建設、農村金融的穩定、農業生產方式、生產結構的提高、鄉鎮財政解困、農村義務教育財政支持等一系列既相互關聯又錯綜復雜的問題。與此同時，我國當前社會的社會轉型速度加快，許多新的社會問題會在較短時期內大量地產生，而處在社會轉型期的政府，其職能和行政方式、行政手段需要不斷轉變，有許多社會問題是新時期產生的新問題，是政府部門從未處理過的，如虛擬經濟犯罪問題、電子商務稅收流失問題、貧富差距導致的地區安全問題、人口流動與國民待遇問題。多年來的單一的、粗放式的經濟增長帶來的社會問題以及轉軌時期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都需要國家財政的扶持。

　　無論是優化支出結構、提高低收入者的經濟來源，還是增加支出總量、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構建和諧社會、深化各項改革解決各種社會問題都需要政府財政的鼎立支持。和諧社會構建過程中關于社會方面的問題，如文化危機、公共健康問題、收入分配問題、三農問題，涉及到財政工作如何提高社會效益支出比重的問題，涉及到公共財政如何理順收入分配關系、優化公共支出的結構、強化政府社會管理職能的問題，涉及到財政如何協調好城市幫助農村、工業反哺農村的財政轉移工作；涉及到加大財政投入緩解環境污染問題，還涉及到財政如何建立合理的地方轉移支付機制，縮小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在不斷加快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逐步轉換“建設性”主導的財政支出結構、完善政府治理、構建“服務型”政府、實現“建設性”和“協調性”的雙主體財政支出結構是我國政府的迫切要求，即要求財政支出在“建設性”支出資金規模波動不大的情況下，大幅增加協調社會發展的財政支出資金。

　　從國際政治環境來看

　　國際投資環境的激烈競爭。隨著“華盛頓共識”的逐漸破產，“北京共識”(對于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經驗，西方學者總結中國模式的簡稱)近年來持續升溫，“北京共識”逐漸得到國際社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認同。非洲國家和我國周邊國家紛紛開始學習中國的發展模式，學習中國的經驗。我國周邊的越南、印度，他們開始模仿中國對外開放、吸引外資的模式，都抓緊時間進行經濟改革，都通過打勞動力成本優勢這張牌吸引國際投資。這對于我國在保證經濟增長不受影響的前提下進行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造成了外在的壓力。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到來，我國的經濟事務已經擴展到全世界，越來越多中國企業開始走向國際市場，“走出去”的戰略有力地拉動了國民經濟的發展。但是中國企業走向國際市場的過程中出現了許多不和諧的因素。為解決經濟糾紛，保護我國國民的經濟利益，政府必須增加公共財政管理經濟事務的職責，必須跨出國內的范圍保證公民的經濟安全和經濟利益。近年來，我國開始實施積極的外交政策，開始側重于為國民經濟發展服務、為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服務的外交政策。政府公共財政對外經濟管理事務職責的增加，要求提高涉外經濟管理的財政支出規模。　　(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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