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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周刊》評論員
為什么全國沒有一個省市的最低工資達到國家要求，即當地月平均工資40%到60%的標準？尋求這一問題的答案必須回歸到發展觀的嬗變—若非如此，面對觀點繁多又迥異的發展經濟學以及中國經濟轉軌加新興的特定國情，我們難免就會在許多基本判斷尚欠共識的前提下進行簡單甚至粗暴的評論。
一國的發展戰略應該與其資源稟賦條件及環境變化相匹配，并根據經濟持續增長的要求不斷改善發展條件。支持較低的最低工資標準者雖能從西方經濟理論中輕易求得依據，但問題在于，中國經濟增長的背后，有著太多“華盛頓共識”所不能解釋的現實；而且事實上，中國成功的經驗并不完全在于“正統理論”的引入，更在于不斷嘗試的轉型創新和對約束條件的尊重。
我們不否認，從實踐情況來看，過低的收入增長確保了中國外貿部門長達20多年的高資本積累及快速擴張，也就是說，“低收入-高積累”的發展方式彌補了我國出口制造企業技術提高并不顯著的缺陷；而從理論上說，按照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理論，中國參與國際分工的主要優勢即在于勞動力成本優勢和市場潛力優勢。尤其是后者，隨著我國人均國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逐步縮小，我國巨大的市場潛力將得到明顯釋放，從而推動產業升級自發地進行。
但是當前出現的勞動效率下降趨勢以及國內市場需求長期被壓抑的現實，迫使我們必須對此曾經成功的增長模式進行系統性的反思。我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在經歷了二十多年快速增長后，其所擁有的增長條件和面臨的國內外環境都已發生很大的變化，傳統增長戰略在理念和路徑選擇等方面的缺陷日益顯現，已經難以滿足持續增長的要求。
應該看到，中國經濟增長的福利轉化水平是比較低的，而高增長和低福利帶來的直接后果是投資饑渴癥，主要表現為固定資產投資的迅速增加。但是靠大量投資帶動的經濟增長又很容易陷入惡性循環：由于福利轉化率低，社會必須以高于正常的經濟增長速度來得到正常的、或者低于正常的福利改進；維持高增長需要更高的投入；由于導致福利轉化低下的根本原因沒有得到解決，于是高投入變成了高浪費。如此循環往復，經濟體則難以避免陷入低效率和低福利的相互強化的怪圈之中。
所以說，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并不僅僅是公平與否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公平與效率從來都是互不矛盾、不可或缺的硬幣的兩面。那些動輒擔心“投資者把產業都轉移到工資更低的越南去了”的論調，似乎有將兩者對立的嫌疑。其實，作為一個大國，中國不應該也不可能始終采取出口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目前，中國政府已經在采取措施推動效率提升的同時，積極引導和推動內需主導型的增長模式，實現增長方式的轉換。
市場并不總是萬能的，這也正是政府干預的原因和前提。中國的經濟改革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逐步放權于市場的過程，因此有部分人士逐漸固化了認識上的誤區，以為在經濟活動中取消了計劃經濟的因素便可以自動形成市場經濟體制，將政府職能的轉變誤認為是政府的退出。而我們認為，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改革，并不是要求政府退出，而是要求它轉變職能，包括為市場經濟提供市場規則和保證社會公平等豐富內容。
由此可見，目前政府大力提倡和引導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科學發展觀等，正是從根本上采取有效措施，逐步解決最低工資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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