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地權制度鎖死了農民

　　經濟人之秋風專欄

　　這是《新京報》上一篇非常不起眼的新聞，說的是前幾天，北京南郊4萬平方米“違法建設”轟然倒地，昔日的“浙江村”最后一塊殘留地徹底消失。當然，新聞告訴讀者，這里的臟亂差很快就會大有改觀，人們將會看到一個亮麗的城市景象。這當然很好。但人們看不到的是，擁有這個村落的農民，從此以后卻永遠地喪失了土地本來能夠帶來的財富。

　　故事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以浙江人為主的來京務工人員看中了這里的地理位置和商機，陸續在此落腳，擺地攤做起了服裝生意。他們租住農民的房屋，農民獲得了不菲的收入。大概因為浙江商人的租賃需求較大，于是，農民紛紛在菜地里蓋起了房屋，用于出租。

　　用理論一點的詞兒說，這些菜地由此改變了用途:從農業用地變成了工商業用途；本來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也由此融入了現代城市經濟，而成為經濟意義上的市民。這意味著，這些土地正在城市化，農民正在市民化。

　　關于現代化的定義眾說紛紜，但每個定義都包含一點:大多數農民放棄農業，從事工商業，從傳統的農業部門進入現代經濟部門，從相對自給自足的農民，變成參與現代經濟分工的市民。通過這一過程，他們的生產效率將大幅度提高，收入當然也水漲船高。

　　經營浙江村

　　通過這一過程，這些農民改變了自己的身份，提高了收入，對他們來說，三農問題已不再存在了。不用依靠政府的財政轉移等政策優惠，他們自己就不再成為社會、政府不得不解決的問題了。可以推想，假如這個過程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然進行下去，則越來越多的農民就不再成為需要外部力量解決的問題。

　　但是，有關政府部門卻有另一套邏輯，從一開始就斷定這是“違法建設出租”。村民違反的是不得私自將農業用地轉作其他用途的法律。根據現行的土地法律，國內存在兩者權利絕對不對等的土地:一方面是城市的國有土地，它可以生成建設用地使用權，政府可以出讓這種建設用地使用權。另一方面則是農村集體土地，這部分土地卻不能衍生出建設用地使用權。這樣，同樣是擁有土地，但地方政府和農民集體的權利卻大相徑庭:農民沒有自由支配其土地的權利。尤其是，農民不能將其所擁有的土地從農業用地轉化為城市工商業用地，而這一轉化正是土地的市場價值增值幅度最大的時期。

　　國家制定這種法律的目的是為了保護耕地，但由此導致的結果卻是，農民喪失了自我實現現代化的最重要機會。農民只能等待政府在其所擁有的土地上進行現代化，但當現代工商業體系在這里擴張的時候，農民卻已經被排斥在外了。因為，通過征地程序，農民已經喪失了土地的所有權，土地成為國有的了。這確實是一個怪異現象:農民所擁有的土地之上進行的現代化，跟農民毫無關系。由此看來，保護耕地跟保護農民完全是兩個不同、有的時候甚至互相沖突的概念。

　　“三農”為什么在中國成為一個令人生畏的社會、經濟、政治乃至文化問題，根源恐怕正在這里。雙重地權制度把農民鎖死在傳統經濟部門，而無法隨著工業化的擴展自發地進入現代經濟部門。本來，浙江村的經濟形態已經把那些村民帶入現代經濟體系了，他們已經成為服務于現代工商業的房地產經營者。但現在，他們的要素和投資被摧毀，他們又退回到傳統經濟部門。政府或許給了他們一些土地補償，但那種補償卻不是根據這塊土地用于工商業的價值之貼現值給付的，而是根據農業產出的一定倍數給付的。而在此之前十幾年，他們根本就沒有從事農業生產。經過這樣一個拆除，這片土地將會城市化、現代化，但本已不再是經濟意義上的農民的村民們，卻反而連跌兩步:再次成為農民，并立刻被扔進失地農民大軍中。

　　(作者系知名經濟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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