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真如
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國家財政支農力度不斷加大，今年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達到3397億元，比去年增加422億元。然而，金融支農的力度不能令人滿意，農民貸款難現象日益突出。農村金融問題已經成為嚴重制約農村發展的瓶頸。農民貸款難是一個綜合癥。一是金融體制限制了支農力度。二是金融機構“嫌貧愛富”。三是農村信貸資金嚴
重外流。(2006年5月9日新華網)
不久前，《法制晚報》曾報道民生銀行推出的一張頗具特色的“民生鉆石信用卡”可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其焦點就是它把目標人群主要鎖定四類人，除了企業家、明星以外，還包括了副部級以上官員，透支額度達到300萬元。但后來，民生銀行有關負責人通過《中國青年報》等媒體三番五次地辟謠說，副部級以上官員不是民生鉆石信用卡的目標客戶群體，目前有關民生“鉆石信用卡瞄準副部級”的說法是不負責任的。我們無意去深究最終民生銀行是不是真的讓副部級以上官員可以透支300萬元。但去年10月開始，廣州市5萬公務員卻著實享受到了廣東商業銀行的“特惠”——領取該行紅棉金卡后，無需擔保和抵押，即可按照本人的職級，獲得以其本人工資年收入的一定倍數作為授信額度的可循環使用消費貸款，額度最高達100萬元，貸款期限最長為10年。并可獲得最優惠利率，即比基準利率下浮10%。
銀行基于商業考慮去選擇自己的特殊客戶群本無可厚非。但把公務員尤其是其中擔任相當職務的官員作為特殊的信用客戶，而不是遵循經濟收入越高、授信額度就越大的市場規律來操作信用政策，這恐怕也算是一大“中國特色”。在信用制度相對發達的西方國家，個人的信用程度只直接與收入掛鉤，而與其他無關。公務員與普通公民一樣，享有同等的信用評估體系，而不是按照行政級別來定，更不存在官越大越有信用的奇怪邏輯。由此筆者想到時下的農村地區普遍存在農民貸款難，這固然與部分農民貸款戶信用觀念和法制觀念淡薄，個別農民甚至借錢不還，農村金融部門產生“恐貸”心理有關。但更多的因素可能還是諸如人分三六九等之類的歧視性政策在作怪吧。如果不是看中官員們手中的權力，可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話，在賴賬的官員遍及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幾成普遍現象的情況下，銀行是無論如何不敢無需任何擔保和抵押，就敢對官員們慷慨解囊貸出巨款。
農民貸款難嚴重制約了農民對農業的追加投入，進而影響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延緩新農村建設的步伐。一個“嫌貧愛富”、脫離了“三農”的農村金融市場肯定是一個不正常的金融市場。因為這個金融市場的信貸資源源于“三農”，如果它不服務于“三農”就會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生存的活體就會衰敗。農村金融市場適不適合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需要，關鍵在于能否把“三農”的需要當作自己的需要，能否堅持服務“三農”的原則，能否充分發揮金融支農造血的功能，能否讓信貸為農業所用、幫農民脫貧、助農村發展。我們期待農村金融市場回到正常的軌道，農民不再望貸興嘆。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