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房價看產權保護

　　不斷上漲的房價正成為輿論的焦點，如何穩定房價也成為各級政府關注的問題。上月27日，央行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突然提高了貸款利率，被許多人士解讀為房地產業二次調控的“試金石”———如果此招不見效，中央隨后很可能會出臺更猛烈的調控措施。與此對應，一些高房價地區的政府已事先出臺了系列的穩定房價的措施，如深圳，“五一”前出臺了“深八條”，緊接著在“五一”后立馬出臺了對普通商品房的限價措施。這些跡象似乎預示著房地產的二次調控已經箭在弦上。

　　雖然二次

　　農村居民的宅基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你敢侵犯別人的宅基地，有兩種后果解決方式，一是通過武力來解決，這意味著你要付出血的代價；另一種就是通過法律解決，而法律通常不會賦予你這種侵占的權利。也就是這個原因，有時候城里人在調侃自己不如民工時，往往說，“你們回去還有自己的地，至少生活不會有多大問題，而我們一旦失業，就意味著啥也沒有。”當然，事實雖沒有如此的絕對，但卻也道出了城里人的苦楚，由于農村居民對耕地及宅基地的使用權受到法律保護，使農村人有活命的基礎。

　　一旦城市居民擁有了像農村居民一樣的權利，情況又如何？這可以拿筆者所在的城市深圳舉例。以前歷史遺留下來的“城中村”成為深圳歷屆政府的“眼中刺”，每次城市治理也往往要要拿“城中村”試刀，但可惜都是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城中村”是農民在自己的宅基地上所建，因此，政府或者地產商要獲得這些土地的使用權，首先要為購買這種權利支付一定的成本，其次是要為拆除這些宅基地上的建筑賠償一定的費用，而這些成本及費用的高低取決于雙方的談判能力。深圳的“城中村”改造為什么往往不了了之，顯然是雙方在價格上的分歧無法消除，從而成為政府難啃的硬骨頭。

　　土地國有實際上意味著全民所有，也就意味著城市居民擁有部分土地的使用權，如果這種使用權能夠明確并受到法律保護，那么，城市里的高房價就會成為無源之水了。因為城市居民可以通過組織起來的方式，就土地使用權的出讓與政府或地產商進行談判，談判的結果必然是雙方能夠接受的一種方式，從而保護好雙方的利益，這就如同深圳“城中村”改造進程中出現的現象一樣。現實的情況是，政府作為土地所有權的行使者，在將城市土地出讓給

　　中國產權狀況往往不明晰，因此對私有產權的保護也往往不夠。實際上，之前的《物權法》能引起激烈的爭議，也折射出目前私有產權保護在中國的重要性。說到這，筆者就不得不提到目前備受關注的“海南第一奇案”———新大洋石油公司案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私有產權保護對每個公民的重要性。

　　此案的來龍去脈如此：黃漢民通過誣告陷害，利用海口市公安局副局長豐凱的權力，將海南新大洋石油公司資源集團有限公司的開辦人唐開興、蔡寶銀夫婦15年辛苦經營所得價值1.8億元的企業一夜間換到了自己名下，并通過洗錢將企業資產據為己有。2002年末，豐凱因收受賄賂被逮捕，海口市公安局依法撤銷了原來由豐凱主辦的錯案，以誣告陷害罪對黃漢民進行立案偵查。隨后，黃漢民被海口市人民檢察院依法批準逮捕。2005年8月，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二審)判決：維持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黃漢民犯誣告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犯職務侵占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2年。然而，2005年9月，海南省高院以公函的形式，發函給海口市工商局，要求暫緩辦理海南新大洋石油公司變更工商登記手續。2005年10月，海南省高院作出對此案的再審決定。此后，受害人蔡寶銀、唐開興夫婦向最高人民法院反映，認為海南省高院再審決定不符和相關法律的再審條件。由此，該案被調至最高人民法院進行審查。目前，該案正等待最高院審查結果，但并不影響已生效的二審判決的效力。但據《北京青年報》日前消息說，該案二審階段審判長李傳山，因受海南省高院領導壓力，近日已被迫辭　　職。

　　私有產權是人之作為人的重要條件，沒有私有產權作為基礎，任何人都可能隨時受到他人的奴役。同時，私有產權也是市場經濟的基石。如果沒有對產權的有效保護，像你我這樣的普通收入者就不得不淪落為“房奴”，而像唐開興、蔡寶銀這樣的富人，其財富也可能會在一夜間被剝奪，其人淪落為階下囚。在一個人人自危的社會中，經濟的發展勢必會受到巨大的阻礙。財富如果能依靠掠奪獲取，財富如果受不到保護，誰還愿意努力通過正當途徑去獲取它？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強對私有產權的保護實在是大有必要。(何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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