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改革不會因爭論而停滯

　　聞濤

　　活在當下中國的人毫無疑問是非常幸運的，新興加轉軌的特點帶來了豐富多彩的爭論。特別是在改革進入深水區的時期，爭論的聲音更加響亮，爭論的話題也比較刺激，比如“銀行股權賤賣”、“大型國企海外上市導致資產流失”、“國企改制”等等。這些爭論都涉及到一個重要問題，即國有資產轉讓及其定價問題。

　　爭論是人與人之間的交鋒，爭論主角的立場和技巧同爭論的話題一樣重要。經濟學家之間的爭論容易吸引觀眾的眼球，因為經濟學家的爭論往往具有較高的技術含量和邏輯成分，爭論的話題也多是關乎國計民生的大問題。回顧近一兩年來涉及資產轉讓及價格的爭議，有兩個重要人物值得一提，一位是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另外一位是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

　　郎咸平是這場爭論的發起者，　2004年下半年，他開始對幾家內地公司提出質疑，聲稱這幾家公司的產權變革當中存在侵吞國有資產的行為。在網民的憤怒和媒體的持續關注中，最終上升到對整個中國產權制度改革的爭論。國資委在2004年爭論的高峰中宣布“大中型國企不得從事管理層收購”，隨后又在2005年兩度發文，嚴格規范國企產權向管理層轉讓。

　　從道義的層面來看，郎咸平無疑具有難以超越的高度，他是在維護國有資產的神圣性，換句話說，他保護的是13億中國人的財產權。事實上，郎的論斷面世后的確獲得了廣泛的支持。道理很簡單，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從法律上講都對國有資產具有所有權，我們每個人都是國有企業的東家，國有資產流失就是我們自己財產的損失，而且損失的部分是進入了某些人的荷包。

　　郎咸平在道義的高度上站了一段時間后，一批國內的經濟學家們說話了，聲音較大的包括吳敬璉、張維迎和周其仁等。周其仁說開始沒有參與爭論是因為不喜歡熱鬧，但隨著爭論的持續，他改變了想法，“因為老的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新的挑戰又提上了日程，還是需要在實踐的基礎上有所討論”。

　　周其仁認為，傳統的國有經濟不承認任何私人產權。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個活生生的自然人，這是一個沒有最終委托人的經濟。無數的機構和人似乎是委托人，仔細推敲都是代理人，而不是承擔財產責任的最后委托人。委托代理是一個責任鏈條，最后委托人無效，整個鏈條拉不起來，所以普遍缺乏信托責任的根源就在這里。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一場爭論持續到現在，不但沒有分出勝負，甚至還有愈演愈烈之勢。

　　圣人曾經說過，君子和而不同。應該說有爭論是件好事情，眾口一詞或萬馬齊喑往往出現在特殊年代。但正像辯論賽需要評委分出勝負、訴訟需要法官判定輸贏一樣，任何爭論都需要一個收斂機制，即因為一方退出而結束爭論，最后得出正確的結論。

　　遺憾的是這場爭論似乎沒有終結，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國資轉讓當中遇到了一個罕見的困境，這部分資產擁有世界上最大的“主人群體”，人們根據不同的標準和不同的主觀估值，對同一資產未來凈收益必定具有十分不同的判斷。從來就沒有一個清楚的權利劃分和執行程序，沒有收斂分歧意見的機制，所以爭議四起是必然的現象。

　　爭論始終無法得到一個最終的結論，因為爭論存在而放慢改革步伐就成為次優選擇。中國二十多年的改革告訴我們，沒有一件事情可以在充分討論并得出正確結論之后再去做，那樣我們將會失去寶貴的改革機遇。西諺有云，倒水不能把孩子一起倒掉。古人也曾告誡，不能因為怕噎著而拒絕吃飯。所以，在各種討論無法定論且討論缺乏收斂機制的情況下，改革的步伐不能停止。

　　當然，大眾的擔心不是因為懼怕改革，而且因為憎恨假借改革中飽私囊的不法之徒。因此，當務之急是需要完善國資經營、轉讓及定價的科學程序。我們欣喜的看到國有企業完善治理結構的工作已經開始且初有成效，我們更希望種種完善治理結構的舉動不要僅僅停留在表面上。如果所有的國有資產管理者都能意識到自己所經營的資產屬于人民，各種爭論自然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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