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均衡: 可持續發展之道

　　再均衡: 可持續發展之道

　　——訪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高級經濟學家莊健

　　-　本刊記者 孫芙蓉

　　記者: 前不久在亞行的“2006年亞洲發展展望”新聞發布會上，您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做了分析，指出中國經濟存在一些深層次問題。這次專訪我們希望您能針對中國經濟當中存在的難點、熱點問題，提出一些解決的思路與辦法。首先請您大體預測一下2006～2007年間中國經濟的走勢。

　　莊健: 在投資和出口的強勁拉動下，2005年

　　記者: 亞行報告認為需求結構失衡是中國目前三大結構性失衡之一。如何解決這一問題，許多人建議應以促進居民消費來發揮其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提高消費占GDP的比重，對此您怎么看？

　　莊健: 我們贊成這樣的建議，但同時認為不要期望在短期內改變目前的投資、消費結構。原因在于目前的需求結構是由多種長期因素所導致的，與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增長方式密切相關。要分析中國調整消費和投資比例失衡的可行性問題，首先需要考慮以下兩個重要因素。

　　一是歷史因素。我們搜集了1952年以來中國居民消費、總投資和總儲蓄的歷史數據，通過比較分析發現: 盡管個別年份稍有例外，但總體趨勢是居民消費和投資占GDP比重呈反向變動。投資比重從上個世紀50～60年代的平均20%左右上升到目前的45%左右，而居民消費比重則從同期的平均6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45% 左右。相對偏低的消費率是造成中國貿易順差不斷擴大和外匯儲備增多的原因之一。國內偏高的投資率主要來源于更高的儲蓄率。由于缺乏可靠的社會保障(如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以及教育、住房成本的不斷上升，許多居民被迫增加儲蓄，減少消費支出，而銀行貸款又主要投向工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然而，銀行信貸的配置最終要根據回報率和風險考慮來確定。如果國有企業被要求支付紅利，而不是將所有利潤用于再投資，則其所有者——各級政府將擁有更多的資金來源，用于促進社會發展和增加消費。目前銀行對消費者提供的信貸服務(如抵押貸款、信用卡、家用電器和汽車貸款)僅限于大城市，而即使是在大城市，銀行對市場的開拓也是十分有限的。資源被大量用于投資而不是消費，還與經濟管理部門的政績觀有直接聯系。因為其主要目標就是追求經濟高增長，因此要想扭轉這一趨勢并非易事。

　　二是經濟增長方式的因素。盡管從“九五”時期(1996～2000 年)政府就提出“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第十個五年計劃(2001～2005年)國家又把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結構升級規定為五年經濟發展的“主線”，但由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路線和傳統領導干部政績觀的延續，這樣的轉變和調整進展十分緩慢。目前，在各地經濟發展模式中，依靠高投資、高消耗維持高增長的做法仍很普遍。然而，這種依靠高投資、高消耗帶動經濟增長的做法已暴露出一系列負面效應，如國民經濟整體效率下降、技術創新和產品升級緩慢、自然資源及基本生產資料短缺、生態環境加速惡化、銀行不良貸款增加、就業難度加大、服務業發展受到抑制等。所以說，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增長模式是因，投資和消費結構失衡是果，不真正貫徹科學的發展觀，不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想扭轉投資和消費結構失衡無疑是緣木求魚、本末倒置。

　　記者: 您認為導致近年來過度投資和低效投資的原因有哪些？

　　莊健: 我認為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銀行指令性貸款，二是政府對諸如能源等一些投入品的補貼，三是政府對投入(如資本投資)而非產出的激勵機制。另外，控制70%財政支出的地方政府對過度投資也負有一定責任，因為它們熱衷于在所轄的地域上投資建新的工廠和大搞“政績工程”，投資擴張往往沒有通過科學論證。在地方政府層面上的激勵和獎勵通常還與實物增長目標而非經濟和社會目標掛鉤。類似地，國有企業也存在有利于投資擴張的“激勵”機制。由于不需要支付紅利，國有企業將其留存利潤(2005年估計有700多億美元)用于資本擴張項目，而很多項目可能根本就達不到基本的經濟要求。在以投資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下，投資者的過高預期進一步加劇了投資效益的低下。高投資率在提高短期產出和收入的同時，并不能保證對資本支出的長期回報率。

　　記者: 收入不平等特別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越來越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一個焦點，也屬于結構性失衡，請問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莊健: 收入不平等以及由此引發的貧困問題，始終是中國面臨的嚴峻挑戰之一。2004年，雖然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快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但這是一個短期現象。2005年，由于糧食價格漲幅回落和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限制了農民收入的增長，農村居民收入又回到了遠低于城鎮居民的狀態。從“十五”時期看，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之間收入比從2001年的2.9: 1擴大到2005年的3.2:1，情況并未好轉。收入不平等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經濟優勢在區域分布上的不均勻，以下兩個因素還進一步放大了這些不平等: 一是對貧困農村地區投資不足，二是政府通過戶籍管理制度限制農民工及其家屬從農民轉變為市民。雖然城鄉之間、不同地區和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難以消除，但我們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來緩解收入差距的擴大。隨著新農村建設的推進，財政將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其他一系列支農惠農措施也將促進中國農業、農村發展，對提高農民收入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除此以外，我們期待政府能在改革城市戶籍管理制度和深化農村金融改革方面采取更為積極的措施，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推動農業和農村經濟健康發展。

　　記者: 資源與環境的壓力，構成經濟的第三個不均衡現象。據估計，目前約三分之二的城鎮居民生活在中等或重度污染的環境中，另外，水資源和土地的污染也很嚴重。請您分析一下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

　　莊健: 經濟的快速增長和投資率居高不下已對環境造成破壞。2001～2005年，能源消費年均增長快于GDP增長。由于中國以煤炭為主要能源，煤炭燃燒造成了大量的空氣污染。一般說來，依靠工業和基礎設施推動的經濟增長相對都是資源密集型的，即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其他物品。另外，水資源和土地的污染也很嚴重。近年來，工業化對環境造成的壓力在不斷增大，主要原因包括: 一是土地、能源和水資源的定價偏低。據有關機構研究，由于中國的能源價格不能反映其真實成本和稀缺程度，中國的能源消耗至少增加9%; 二是對環境治理投資過少; 三是有關環境的法律、法規執行不力。

　　記者: 我們注意到，亞行對中國經濟中期預測中提醒，應當注意風險與不確定性，請您具體分析一下風險之所在及其不確定性。

　　莊健: 我們認為中期經濟增長前景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包括五個方面: 第一，金融體系、資本市場、社會保障、私有財產保護和國有企業的改革不完善會引發風險。一個國家如想實現更均衡、更有效率的經濟增長，就必須完整地建立起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配套的體制和機制。不深化相關領域的改革，就不可能實現經濟的快速穩定增長。第二，禽流感對經濟增長具有難以量化但有潛在的嚴重影響。由于70%的家禽由規模較小的農戶飼養，并且動物和人緊密相鄰，因此，低收入農戶最容易受到禽流感爆發對收入和健康方面的影響。第三，2005年11月吉林化工廠發生的化工原料泄露事件表明，環境災難對經濟會產生破壞性后果。第四，自然資源特別是能源供給缺口日益增大。這有可能導致自然資源的價格顯著上升，進而對經濟的增長產生負面影響。第五，歐盟和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有可能阻礙中國出口增長潛力的發揮。

　　記者: 基于上述對中國經濟前景和存在問題的分析，您認為我們應采取哪些應對措施？

　　莊健: 首先，我想引用亞行行長的話來總體回答這一問題。黑田東彥先生說，盡管未來挑戰十分艱巨，但中國已做好了應對發展不平衡的準備。中國有能力通過減少貧困、改善管理能力、推動社會發展和減少發展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來確保經濟增長。其次，針對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諸多風險和挑戰，我們認為應采取以下十個具體措施予以應對:(1)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實現種植養殖多樣化，推廣環保型綜合農業發展;(2)深化金融體系改革，特別是加快農村金融改革，拓寬農民的融資渠道;(3)進一步改革城市戶籍和其他限制農民工遷移的制度，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創造就業機會，并向進城農民工提供必要的職業技術培訓;(4)進一步促進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發展，建立健全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產權保障體系;(5)重視解決農村中最貧困地區的脫貧問題，應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體系，為農村學齡兒童提供免費九年制義務教育，建立農村基本醫療體系;(6)繼續改革法律和監管體系，大力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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