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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教育部《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提出，全國高校入學率的目標是在“十一五”末期達到15%。接踵而至的高校擴招，使這一目標在短短三年內就得以實現，中國進入了大眾教育時代。擴招七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這一代表全部適齡青年能夠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從9%飛速擴張到21%，高等教育在校生規模一躍成為世界首位。
5月10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高等教育工作匯報。會議明確
提出，“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合理確定辦學規模”、“有必要適當控制招生增長幅度，相對穩定招生規模”。很顯然，接下來，高等教育的“趕超”將受到很大程度的控制。
從經濟系統的動態演進趨勢來看，高等教育的發展與工業化進程是密切相關的。后者不僅是前者的物質基礎，也為前者提供了相應的就業崗位。高等學校躍進式的規模擴張，既是決策層面對通貨緊縮威脅所采取的應急措施，也反映了部分教育相關人士在某種程度上仍然保有“趕超”心理。既然是“趕超”，就難以從根本上實現與社會經濟系統的協同發展，從而使教育供給難免與勞動力市場的需求脫節。一方面，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官方公布的一次就業率雖然在70%以上，但培養質量的顯著下滑和高學歷低使用現象已經凸現；另一方面，高級技工和技師的嚴重匱乏，求人倍率(需求人數/求職人數)近年來始終在2以上。勞動力市場上的結構性矛盾反映了教育結構的扭曲。經過實踐的檢驗，擴招的淡出也成為應有之舉。
由于教育資源相對緊缺、教育供求仍然失衡，在完全市場化的條件下，招生增量的下降必然導致進入價格的提升。當然，在政府實行嚴格價格管制的教育市場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名義價格會維持穩定，但一些學校通過變相收費，導致實際費用很有可能上升，進一步增加勞動力成本。管理部門顯然看到了這一問題，教育部等七部門在國務院常務會議召開后的第二天，下發了《關于2006年治理教育亂收費工作的實施意見》，強調“實施高校招生‘陽光工程’”、“堅決制止與招生錄取掛鉤的亂收費”。
表面上看，高等教育擴招政策的淡出，是為了緩解就業總量的壓力；更深層次地看，高等教育進入“后趕超”時代，有助于解決當前就業的結構性問題。
最直接的影響，是高學歷人才就業的質量會顯著提高。近年來，鼓勵高等院校畢業生到西部去、到基層去的措施其實是無奈之舉，博士爭做辦公室文員的事例也屢見不鮮，極大地浪費了現有教育資源。在“叫停”擴招后，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壓力會有所減小，更多的人能進入適合自身專業和能力特征的崗位，提升就業質量。
更重要的是，從高等教育擴招中節省下來的經費，可以流向中等職業教育，從而更好地滿足勞動力市場乃至經濟發展的要求。
眾所周知，我國目前整個制造業體系總體上仍處于“微笑曲線”的底部，生產的附加值很低。以手機行業為例，2003年我國成為最大的手機出口國,全年出口手機9534.3萬部，其中國產手機僅有171.9萬部，還不到出口總量的2%。如果按出口額來計算，國內手機的份額就更加可憐，出口附加值幾乎全部被跨國公司囊括。本土企業雖然在國內市場占有50%以上的份額，但核心芯片和高端顯示屏基本上要依靠進口，而這恰恰構成了一部手機的絕大部分成本。在本土企業迫切希望提升在價值鏈中的地位時，中等職業教育提供的大量優秀產業人才，以及在他們中間產生的高級技術人才，正是勞動力市場最需要的。
實證研究表明，即使是在高等教育迅速擴張的1999~2003年，經濟增長對中等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規模的彈性也幾乎旗鼓相當。在進入大眾教育時代后，《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等重要文件相繼頒布，2005年，中等職業學校招生規模達到650萬人，實現了比上年增加招生100萬人的目標，今年將進一步擴大招生100萬人,畢業生就業率會保持在90%以上。
可以預計，在高等教育“后趕超”時代，中等職業教育將實現快速發展，教育結構的扭曲將得到糾正，從而改變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衡問題，就業結構也將更加科學，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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