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的理性化

　　房價又成了“紅極一時”的熱點話題。在此背景下，我們重提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至關重要，因為如果貨幣政策缺乏獨立性，那么成本是巨大的。央行需要對經濟中的過熱現象作出適時、靈活的反應。

　　法治的起源

　　近代民族國家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帶有絕對主義的氣息，法國、英國的國王們都要讓自己擺脫一切宗教、道德及世俗權力的約束，而成為公共事物和臣民命運絕對的主宰者。法國的讓·博丹(Jean Bodin,1530-1596)最早系統闡述了這種理論。

　　在英國，詹姆斯一世國王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王權專制主義政治理論家。在《告誡司法機構》的諭令中，他提醒法官們：“記住，你們不是法律的制定者，而只是法律的解釋者”即使是國會，“也不能參與制定法律，而只能在必要時提供咨詢意見。”

　　這樣的專制傾向惹惱了一位法律家，當時擔任王家高等民事訴訟法庭首席大法官的愛德華·庫克。洞察到專制主義即將到來的危險，他奮起抵制。在多個案件中，他作出了對王權不利的判決，并在陸續編篡出版的《判例匯編》和《英格蘭法律大全》中，通過對判例的記錄和闡述，借助各卷前言，闡述了一套“普通法憲政主義”的基本理論框架。

　　現代“法治”——即法律的統治——就是在與絕對主義王權的抗衡中發育成長起來。在普通法憲政主義傳統中，法治就是法院之治，法官之治。法治意味著法官在審理案件的時候不受國王和任何其他人之干預；更重要的是，法治意味著，法官也是法律規則的制定者——普通法乃是一種法官造法體系。

　　由以上歷史可以看出法治國家的基本架構：行使權力與制定規則這兩項工作被分開了，分屬于兩個不同群體。專制國家是“法由君出”，法治則要求把國王制定法律的權力分割出來，交給獨立的法官群體。只有這樣，才談起上以法律制約權力。

　　為此，法律的效力就不能再訴諸國王的暴力，而得另行尋找依據。庫克爵士給出了新說法：法律的力量來自于法律內在的理性。法官透過“技藝理性”在案件中“發現”法律規則，它之所以獲得當事人及整個社會的認可，是因為它合乎自然而普遍的正當。

　　因此，盡管司法機構仍然是國家權力結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但這個機構與立法和行政部門已經完全不同，它的活動理性化了。司法機構以理性來指導其發現、深化、細化法律規則的活動。這樣，在政府的一個部分，專斷的意志被開明的理性取代了。而政府的這部分正好負責向社會供應交易規則，于是，現代市場就在普通法憲政主義國家發育完善起來。因為擯斥了國王與國會之專斷意志之后所形成的正當行為規則，作為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個人的自利活動增進公共福利。

　　貨幣政策獨立性

　　在貨幣政策領域，同樣發生了類似的馴服國家國王或國會之任意權力的過程。

　　近代民族國家自一誕生，即對經濟活動享有較大控制力，17世紀以來，這種控制力越來越強大。可以說，每個國家都是重商主義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區別而已。政府控制經濟的最重要手段是貨幣。

　　不過，在貴金屬作為貨幣的時代，政府的權力還是受到有效限制的，因為，政府不可能憑空造出貴金屬。紙幣的出現及其占據支配地位，則給了政府以任意操縱經濟活動的權力，哈耶克在其晚年的一部重要但未引起足夠關注的著作《貨幣的國家化》中說，“在金屬貨幣居于統治地位的時候，政府壟斷貨幣發行就已經夠糟糕的了。在紙幣(或其他代幣券)被置于政治控制之下后，這種壟斷就變成了一場無可救藥的災難。”近代以來的經濟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政府通過發行貨幣制造通貨膨脹的歷史。因為，國王或國會總是傾向于通過濫發貨幣，增進自己或自己所偏愛的社會群體的利益，從而擾亂市場的內在平衡。

　　認識這樣的危險之后，經濟學家一直試圖給政府的貨幣政策施加約束。哈耶克曾經提醒人們說，亞當·斯密在“根據自然的自由制度政府應當承擔的三項職責”中，并沒有提到控制貨幣的發行。包括米塞斯在內的經濟學家倡導恢復金本位制。這聽起來很滑稽，但卻有深意焉：貴金屬本身可以對政府的貨幣權力施加某種約束。哈耶克早年曾經提出，貨幣應與一籃子實物掛鉤。米爾頓·弗里德曼更傾向于為中央銀行的貨幣發行量確定一個規則，比如按照一個固定的速度增發貨幣。

　　所有這些設想，可行性或有所差別，但其目的都是取消貨幣政策。在實踐中，一些政治家們出于保護自身權力的需要，拒絕接受經濟學家們的上述設想，但西方法治國家起碼做到了一點：馴服國家的貨幣政策權力，讓貨幣政策決策盡可能少受政治因素的干擾，而只按照市場的內在理性，專注于維持經濟活動的基礎性框架的穩定。畢竟，貨幣乃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樞紐所在。

　　為此，各國普遍把中央銀行從政府中剝離出來，賦予其獨立的憲法地位。這倒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貨幣政策的理性化。統治的理性化是由司法機構不受國王和國王的干預來保障的，貨幣政策的理性化則是通過保障中央銀行的業務不受政治機構之干預來實現的。只有這樣，中央銀行進行貨幣政策決策的時候，才能夠以市場的內在邏輯為決策的唯一考慮，而不受政治的干擾。這樣的貨幣政策是理性的，而不是任意的。

　　尤其是經歷了1970年代的滯脹之后，西方各國普遍強化了中央銀行獨立決定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且以維護幣值穩定為其主要目標。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相關國家同樣致力于追求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其中日本中央銀行的進步最為迅速，它已經基本上獲得了相對于內閣的獨立性。

　　大多數人總有一種幻覺，以為控制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就可以讓經濟增長更快。但事實證明，中央銀行喪失獨立性的成本是巨大，那就是經濟的大幅度波動。在法治之下，政府的活動受到束縛，似乎效率更低，但從長時段看，社會卻更為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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