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國有資產轉讓和定價的爭論為何異常激烈

　　周其仁：爭議四起的經濟原因

　　最近主要有三場大爭論：一是銀行賤賣；二是今年人代會以后大型企業海外上市被看作賤賣；三是郎咸平對國有資產轉讓和定價提出的批評。在這些爭議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今天不討論孰對孰錯，而是退一步看為什么有這么多爭議，這些爭議本身對經濟活動有什么影響。

　　我認為這三場爭論涉及的是同一個問題，即國資的轉讓和定價。首先，能否轉讓，為什么轉讓。其次，除了國有單位向國有單位轉讓，能否向非國有單位轉讓？能否向境內外私人轉讓？最后，如果轉讓應當參照什么標準進行定價？應該參照賬面值、談判中形成的價格還是公開市場上的價格(包括IPO上市之前的定價以及上市后每時每刻價格，國內外不同市場上的價格)？更棘手的問題是，應當由誰做決定？決定的合理性和程序性如何體現？一旦出現分歧應如何解決？

　　國有資產是很特別的、市場經濟中很少有的一種資產，中國正在進行將這一資產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試驗。國有資產的特別之處在于：第一，在法律上是屬于全國人民的財產，在觀念上全體人民對國資擁有與生俱來的權利。國資是“你的、我的、大家的”這樣的說法很激動人心，特別是對于一無所有的年輕人。香港回歸以后，香港人是否擁有國資？也沒有清楚的界定。第二，國有資產是在消滅私有制的特定歷史背景下形成的。和股份制不同，以消滅私產為基礎的公產不是以私產為基礎的公產。很多人喜歡用委托代理模型解釋國資，但問題是誰委托誰，何時委托的？第三、資產范圍廣、數量多。第四、歷史上多次發生重大變更，從中央劃到地方，再從地方收到中央，要搞清楚來龍去脈必須付出巨大的努力。第五、在行為上，公民個人究竟如何履行“主人”的權利和義務、議事準則和參與程序這些都從來沒有清楚的界定。第六、事實上，國資從來由政府或政府任命的代理人控制和管理。我一向主張，需要把國資的法律狀態和實際狀態區分開來。

　　原來國有資產不需要轉讓，通過計劃指令進行調撥。從計劃轉向市場以后，歷史形成的國資就出現了麻煩，這不是國資好不好或者應不應該的問題。對此阿爾欽(Alchian)進行了原發性分析。他的例子是，一個小鎮上有一個禮堂，由1000個人擁有。共有兩種擁有方式，一種方法是每人一股，另一種方法是1000個人作為“成員”共同擁有這個禮堂。這兩種體制下的禮堂會有什么不同？阿爾欽認為最大的不同是轉讓權不同。如果有清楚的權利界定，一個人不看好禮堂，可以以一個價格轉讓對禮堂的所有權，看好禮堂的人可以買，資源再組織的成本低。在成員式的體制下，永遠都在開會、討論、辯論，因為成員權是與生俱來的、不能放棄的，不能讓給別人。如果大家對于一個資源的看法一致，成員式體制也沒有問題。麻煩在于每個人對同一資源用途未來收益的看法都不同，而每個人的看法也會變化。國資一旦進行轉讓和定價，其交易費用就極高。

　　全世界的資產每時每刻都在流轉，香港、紐約、倫敦市場都沒有出現資產流失這些爭議，唯獨我國對資產轉讓爭論不休。爭論不僅是動嘴，它會帶來實際經濟影響。改革開放以來影響中國經濟效率的重要事件，其背后共同的影子就是對國資的爭議。

　　首先，中國股市的股權分置等一系列問題都與此有關。早年設置非流通股，實質上為了避開了國資定價問題。國資進入股票市場后，價格漲了好說，如果跌了沒人敢負國資流失的責任。于是設定國資不流通，不交易就沒有價格問題，也沒有國資流失問題。中國當時是沿著這一思路完成了國有資產同市場經濟的結合，但是時間長了以后，發現當初繞不過去問題最后仍然繞不過去。

　　其次，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資產和國資流失問題也有關系。全世界的投資沒有不出錯的。問題是錯了就應當了結，好比打仗有了傷兵要安置，不安置而一直背著，軍隊就難以作戰。國有銀行為什么不了結不良資產？因為不良資產往往比賬面價值低很多，按實際價值了結會引發國資流失問題。于是一任行長接一任行長拖，誰都不愿意讓賬面價值在自己手中從一元變成三角。后來1997年亞洲發生金融危機，周邊國家都在處置銀行不良資產，于是有了國際參照系。中國派代表團去考察，包括財政部代表、紀委代表，發現國外原價一元的不良資產只能賣兩毛。只要中國的銀行不良資產能按照高于兩毛的價格出售，也就可以交待了。此外，還學會了拍賣方式，出價最高的就是不良資產的實際價值。一步步走來，很不容易。盡管想了很多辦法，中國資產盤活能力還很低，從收購兼并占GDP比重就可以看出來。

　　再次，北京的官員、專家永遠擔心的產能過剩不是自然現象，而是人選擇行為的結果。問題是發現市場機會時不能重組過剩的產能。中國的產業界閑置了大量的土地、設備、廠房，卻不能迅速成為新的生產能力，因為它們不能輕易以一個價格轉讓，這是國有資產根深蒂固的一個問題。

　　只要關系到國資，爭議就非常激烈。批評的人振振有辭，因為是在為全國人民說話；防守的人膽戰心驚，因為國有資產賤賣特別是賤賣給外國人難以交待。于是陷入一個“罕見的困境”：國資轉讓有代價，不轉讓也有代價。轉讓的代價是，國資擁有世界上最大的“主人群體”，人們根據不同的標準和不同的主觀估值，對同一資產未來凈收益必定具有十分不同的判斷；從來沒有清楚的權利劃分和執行程序，沒有收斂分歧意見的機制。所以國資轉讓過程中爭議四起是必然現象。隨著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現在的言論自由程度也是驚人的，造成關于國資轉讓的爭議更加激烈。不轉讓的代價是，如果國資從來就不轉讓，是不是就一直完整無損地實現“權利為全國人民所擁有，收益為全國人民所分享”，是不是就會像一個正常公司那樣創造收益？關于“轉讓的代價”與“不轉讓的代價”究竟孰輕孰重，人們也不容易達成一致意見。

　　爭論不休必然是一個損失，為什么不去生產、不去學習、不去娛樂？雖然電影很難看，但也比吵要好。為什么這么多人吵？怎么能減少這一交易費用？對此目前有幾種主張。

　　第一種主張是停止國有資產轉讓，如郎咸平、鞏獻田等。鞏獻田將眾多法學專家關于《物權法》的工作叫停，主要理由就是國有資產不能流失。廢除了轉讓權的國資怎樣運營？一個可能的模式是“免費開放的

　　第二個主張是規范轉讓權。一方面是“國資委新政”進行規范，即行政性規范，比如制定一些政府規章來約束交易的上限值和下限值。這樣的好處是大家有章可循，問題是可能和市場要求不吻合，會影響到公司的

　　第三個主張是近年我自己通過調查形成的，包含幾個要點。首先，中國太大，不能由全國決定問題。十六大講的產權分級所有是一個基礎，青島的事情由青島去討論，聯想的事情由科學院討論，各方同意就通過，不要由全國人民討論，否則交易費用太高。其次，真正國家一級的中央資產，需要有一定的程序去解決。這是從實際已有的經驗尋找解決難題的出路，但可能沒有多少人接受。

　　總之，圍繞資產轉讓和定價的爭議四起，是進入轉型的國資派生出來的經濟現象，根源在于國企國資的性質�！盃幾h四起”已經并將繼續增加國資轉讓的制度成本。在經歷了1997-2002大規模的國企改制、重組之后，國資轉讓的難度上升、速度下降，對國民經濟未來發展將有重要影響。我們還需要探索可能的解決途徑。

　　根據周其仁教授在“CCER中國經濟觀察”第五次報告會上的發言內容整理而成。

    (劉鎏、唐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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