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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沒有一個省市的最低工資達到國家要求，即當地月平均工資 40%～60%的標準。”在一個研討會上，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一語驚人。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證實了這一說法，他表示，“假如按照國際上通用的方法————‘社會平均工資法’即月最低工資一般是月平均工資的 40%～60%的話，目前沒有任何一個省市達到了這個要求。”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各地的勞動保障部門均認為目前的最低工資是偏低的。(5月8日《中國經濟周刊》)
現在各地的勞動保障部門都認為標準過低，這是好現象，說明政府部門已經意識到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但值得注意的是，最低工資保障決不只是提高標準的問題。
記者采訪了在北京干保潔員工作的農民工張龍，張說自己最低的時候拿過 500元，當記者告訴他北京的月最低工資標準是580元時，張龍一臉詫異地說，“以后還真得注意一下這方面。”張龍的詫異并不奇怪，這表明了打工者的信息缺失和微弱的權利爭取意識。很多打工者不知道所在城市的最低工資標準，不知道自己該如何獲得這個保障，甚至干脆就不知道這個標準的存在。于是出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了解最低工資標準的人其實并不需要這個保障，而真正需要的人，卻對最低工資標準頗為陌生。
雖然各地的勞動保障部門會為他們著想，雖然專家學者、社會熱心人士會為他們代言，但這畢竟是一種救助性質的渠道，并不能替代這個群體的權利訴求的直接表達。就目前而言，讓弱勢勞動者群體了解和熟悉最低工資保障，給他們更多的話語權和表達機會，并且逐步培養他們的權益意識，這些問題比提高標準更重要。 楊紹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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