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心：靠試驗還是靠創新

　　本報記者 李秀中 田享華 發自上海

　　《第一財經日報》日前于中國浦東干部學院主辦了一場“政府行政體制改革暨浦東綜合配套改革”高峰研討會。記者與上海國際金融學院院長陸紅軍就金融中心靠試驗還是靠創新的話題進行了深入訪談。

　　上世紀80年代末，著手創辦上海國際金融學院的陸紅軍開始致力于金融中心研究。陸紅軍認為，轉型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金融中心的建設取決于整體金融改革的進程。一個國內的金融中心在向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發展過程中，必須通過不斷的試驗與創新形成三個基本條件：有效的政府干預、高度的集聚效應、合理的交易成本，然后通過突破點向縱深發展。

　　1 創新、試驗、配套

　　《第一財經日報》：你認為自主創新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形成其定位特色有何意義？

　　陸紅軍：如果說，改革開放是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外在動力，那么，自主創新則是形成國際金融中心的內驅動力。上海可在介于綜合功能型與自主創新型兩者之間形成其金融中心的定位特色，在吸引投資、輸出資本、金融服務、匯率利率改革乃至亞洲區域性貨幣的形成過程中，發揮獨特的先行先試作用。上海浦東作為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則要進行人民幣衍生產品的創新業務。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和我國金融期貨交易所設在上海，就是配合金融中心國家戰略的重要創新舉措。

　　《第一財經日報》：你對通過試驗與創新來加快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路徑有何思考？

　　陸紅軍：試驗是一種積極慎重的改革行為，也是謹慎創新的金融政策。從上世紀80年代起，不少轉型經濟體國家和發達國家都開展了多種形式的經濟改革試驗。而這種試驗一旦涉及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決策層都相當謹慎。但由于國際金融中心屬于國家行為，因而均得到決策者的扶植使試驗取得成功與經驗，再拓展改革成果。

　　試驗往往先從相對容易成功之處開始，而創新則往往從關鍵性領域開始突破。如對外資開放人民幣是一項改革試驗，這可以先通過一個“度”來控制風險，然而研發人民幣新產品則涉及匯率機制、貨幣政策與開放金融衍生品要素市場，復雜系數大，不僅需要“度”，更需要“道”，才能防止“魔”(指金融危機)。這需要通過金融創新和綜合配套改革，所以，通常會放在第二步進行。試驗與創新是互為補充互相作用的，沒有若干個試驗，不可能迎來創新；而沒有創新，則不能鞏固與拓展試驗成果。

　　《第一財經日報》：從試驗與創新的角度看，上海實施國際金融中心的國家戰略應從哪些方面抓起？

　　陸紅軍：金融改革具有牽一發動全身的特點。所以，要在綜合與配套上下工夫。所謂綜合，屬于戰略層面，是要把金融改革作為一個整體性的系統來考量。

　　但有了戰略上的綜合性考慮還是不夠的，必須有配套的程序來支持，因此，配套也是戰術上層面的，是要在運作上保障實施改革目標。我國股權分置改革的初步成功，就是各方面高度配合、協同作戰的結果。如果沒有相應的配套政策來保障，綜合改革是難以成功的。我認為，國家在浦東的改革，就是從綜合與配套出發來安排的。如人民銀行上海總部的安排，就是結合國際與國內金融市場的全局，將相關的配套政策與機構同步到位，在操作中可以分步實施。拿金融市場與產品創新來看，也同樣應以配套的思路來操作，這樣才能分散風險、舉重若輕。

　　回顧經濟體制改革歷程，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現象，就是綜合容易配套難。這就是戰略與戰術的關系。改革的配套涉及不同利益主體的博弈與溝通。決策部門和行政部門需要突破慣性思維，主動創新，積極銜接。

　　《第一財經日報》：2003年你率先提出“世博金融”概念和“世博金融計劃”是基于什么考量？

　　陸紅軍：大的創新思維舉措與腳踏實地的行動應成為推動金融中心的雙翼，缺一不可。世博會越來越顯示其金融化、知識化的特征。作為上海重要金融品牌的世博金融計劃，其范疇主要包括世博會相關的投融資工具、支付工具、金融產品(如世博債券、世博基金等)、金融服務和金融創新等。

　　世界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發展史表明，借助重要的國際性活動(如奧運會、博覽會等)或市場機遇，實施金融創新與突破是國際金融中心崛起的成功經驗。上海應以世博為契機，爭取金融改革的先試先驗機會，尤其是在金融政策和金融市場方面實施機制創新、產品創新與技術創新，使世博金融計劃成為上海金融體制改革的突破口。要做到這一條，需要政府、社會、市場、企業的共同努力與博弈，充分利用民間資本、國際資本投資世博，充分利用現代金融產品來籌集世博資金，減輕政府財政壓力和營運風險。

　　2 標志與人才

　　《第一財經日報》：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實際已進入“青壯年期”，你認為建成這個中心的標志是什么呢？

　　陸紅軍：標志是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指標或核心要素。我認為可以分為四類：第一，典型的中央商務區+金融城區+藝術建筑標志，是國際金融中心的象征和核心標志。上海應整合浦東現代金融風格與浦西經典金融藝術，配以浦江兩岸獨特的金融建筑和以人為本的生態魅力，充分體現中國的金融中心軟實力。第二，機構型市場類標志。我建議可將我國三個標志性的金融機構：上海證券交易所、上海商品期貨交易所與上海金融期貨交易所的聯動與深化合作，作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市場標志，充分發揮其要素市場的功能。第三，政策型影響類標志。我建議今后中國金融改革與國際金融市場相關的改革方案、新政舉措，力求在上海發布；同時，在上海制定的金融法規，凡涉及國際金融市場范疇的，在浦東綜合實驗后經人大討論通過，可成為相當于國家級的法規。要鼓勵全球級的重要經濟金融論壇等落戶陸家嘴金融貿易區，提升上海在全球金融舞臺中的影響力。第四，創新型產品類標志。這對上海是一大挑戰。

　　由于英語是銀行、金融、貿易、投資方面最通用的國際語言，而國際金融的游戲規則目前仍由工業七國為主確定的。因此，英語能力的普及程度，也是國際金融中心的標志性要素。

　　《第一財經日報》：這是正向的標志，是否還有負向的標志呢？

　　陸紅軍：對國際金融中心最具摧毀性、傷害性的標志是戰亂，金融中心區域的社會治安與恐怖事件，往往會成為影響金融中心人才流與資金流的致命傷。有些國際金融中心城市，為維護其形象與金融穩定，還會將發生在國際金融中心城區的重大金融案件移至周邊城區的法院去處理。

　　《第一財經日報》：你從1983年進入上海交通大學就從事管理心理學和高等教育研究，現在又作為國際金融學院院長，你對當前各類國際金融人才緊缺的現象如何看的？

　　陸紅軍：金融業作為高智力、高創造、高風險、高科技的行業，其第一資源是人才。近些年來，我國金融教育培訓的投入日益增加，可惜多數集中在硬件上面。因此，要著力改革與完善金融人才開發體系，突破誤區，避免在金融人才政策上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

　　我們在金融人才上存在幾個誤區是：一是，片面強調年輕化、忽視資深化的現象；二是，過度學府化；三是，偏于形式化；四是追求數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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