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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中美關系解凍，從這一重大國際事件的參與者、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的回憶錄來看，當時雙方接觸時很少談到雙方的經濟關系，即使有，也是作為和解的一種象征，而不是將這種關系本身作為一種目的來談，他們所談的絕大多數內容都是國際事務。
當時的中美接觸正如基辛格所說的那樣，“是國際局勢促成的”。然而，時至今日，經濟因素在中美關系里所占的分量越來越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4月的訪美行程很能說明
這一點。他與美國總統布什會晤前在華盛頓州的西雅圖會見了美國工商界人士，并接受了微軟總裁比爾·蓋茨的宴請。30多年前少數務實的政治家應國際局勢之需為中美關系解凍，如今企業界人士在很大程度上則是中美關系發展的動力。中美之間存在的經濟相互依賴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種相互依賴是非對稱性的，假如中美貿易關系破裂，其結果對中國造成的沖擊更大。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還是中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而且中國在短期內無法找到足可替代的市場。中美若發生貿易戰，必然是兩敗俱傷，這是很多人的看法。然而應該認識到，受傷的程度會有很大的區別。
由于美國在這種關系中處于強勢地位，中美若發生貿易戰，美國必然是挑起方。美國目前在貿易問題上對中國的不滿似乎集中在3個問題上：貿易不平衡、人民幣的幣值和知識產權問題。而美國認為后兩個導致了前一個問題，因為人民幣幣值的“過低”和盜版活動降低了美國對中國的出口。
那么美國會不會因它所認為的對華“巨額貿易赤字”而威脅對中國進行制裁？日本曾因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而受到強大壓力。靠打“經濟牌”在競選中脫穎而出的比爾·克林頓在上臺后更是發起了一場“敲打日本”的運動，拿起制裁大棒威脅日本，要求東京通過各種途徑縮小美國的貿易赤字。美國的現任布什政府或下屆政府為取悅選民不排除效仿克林頓的可能性。而且跟美日經濟關系不同，中美經濟關系還受到非經濟性因素的影響。
然而，預測中美發生貿易摩擦的可能性并不等于對中美經濟關系表示悲觀。事實上，反過來看，這種摩擦正反映了經濟關系對雙方利益的重要性。在30多年前，中美之間不可能發生這樣的摩擦，因為那時經濟關系對雙方并不重要。而且鑒于經濟關系對雙邊關系的重要性，這樣的摩擦不會惡化到無法收拾的地步。
作為非對稱性依賴中的弱勢一方，中國無疑比美國更不希望發生貿易戰。中國應該表現出韌性與彈性：韌性是為了防止美國索價太高；彈性是為了防止形成僵局以至于爆發危機，并為波音和微軟等與中國關系密切的美國跨國企業留下空間游說其政府。
(秦槐/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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