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在意對浙江民資的指控

　　走在中國改革最前沿的浙江民間資本依舊是質疑者和批評者的主要靶心之一。據最近一期《中國經濟周刊》報道，民間投資被貼上了“炒房團、炒煤團、炒棉團、炒車牌團、炒產權團”等各種標簽———對溫州為代表的浙江民資的道德苛責與學術指責不絕于耳；有輿論甚至認為，浙江的民間資本在國內各地攻城掠地是一種對全國資源和人力的掠奪和剝削，加劇了社會經濟與貧富差距等等。

　　幾年來，我一直在關注著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浙江民間資本，也一直在為資本的逐利本能辯護。但遺憾的是，無論是學界或是輿論界，總有一種聲音在刻意將學理的東西道德化，并順手將浙江民資抹黑。如果說，人們批評民資鉆法律和政策之空，在資本翻云覆雨之時客觀上產生了負面效應尚有可取之處，但指責浙江民資是對全國資源和人力的掠奪和剝削，則不僅言過其實，還牽涉到了一個嚴肅的命題———正在繼續推進改革的中國，是否真的容不下浙江民資如此活躍呢？

　　我相信，任何一個尊重自由市場經濟精神的人，都會對合法的投資行為抱以支持和寬容的態度。浙江民資的問題在于，盡管合法，但是在面目上有時候卻不合理。比如，一些熱錢在樓市中的投機行為，在法律層面無可指責，客觀上卻起到了哄抬

　　有學者將資本的屬性分為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所謂自然屬性，就是指其逐利的本能；而社會屬性，則指資本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功能。顯然，兩種屬性之間有時候存在沖突———資本的本能常常會讓社會屬性屈從于自然屬性，當資本的個體利益得到張揚的時候，可能會因此犧牲他人更多的利益。

　　從這樣的視角出發，浙江民資的確不那么可愛，甚至可恨。事實上，民間資本的遭遇在當代中國或許還有些新鮮，但若以歷史的眼光來看，一些人厭惡浙江民資的心情并不難理解。

　　自由市場經濟大幅度地改進了民眾的生活，然而，為什么還有那么多人鄙視、厭惡甚至憎恨自由市場呢？這個問題，在許多西方國家是個老問題，曾經困繞著哈耶克、斯蒂格勒、布坎南和弗里德曼等世界上最優秀的政治哲學家和經濟學家。那些偉大的頭腦，那些熱愛自由市場經濟的人們，幾乎是用一生的力量在為自由市場辯護。

　　比如，對于“自私”的資本拉大了貧富差距的指控，斯蒂格勒說，“不必去理睬”。在他的理解里，歷史事實明擺著，縮小貧富差距更多地要歸功于市場的力量，而不是政府的調控。懷有偏見的人們僅僅看到了資本“惟利是圖”的一面，卻故意忽略了“惟利是圖”表象的背后，自由流動的資本對社會做出的更全局性的貢獻。

　　可以說，以浙江民資為代表的自由資本在中國的活躍表現，重現了老牌市場經濟國家中曾經不斷出現的景象。也就是說，部分民眾對浙江民資的指責，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一些知識分子繼承了某種倫理的衣缽。他們認為：一種由具有無私奉獻的人所組成的社會體系，要優越于那種每個人只追求自己利益的社會體系。從這種價值觀出發，這個群體對自由資本的批判不遺余力，這股力量與微觀利益受損害的群體結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反對勢力。

　　不過，理性的人們卻應當看到，浙江這個東南沿海省份的崛起，很大的功勞要歸于草根的民間經濟；人們更應當看到，中國持續20多年的經濟發展和繁榮，若缺少了自由市場經濟力量的支撐，幾乎是不現實的。也正因如此，浙江省高官多次高調支持民資在各地的自由流動，并出臺具體政策聲援所謂的“炒房團”和“炒煤團”們。

　　我當然得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尚不盡規范，一些商人的運作不盡合理。在權力和資本勾結的灰色地帶，不僅僅要靠輿論的批判，更要依賴于法律的懲戒。但是，倒水決不能連孩子一起倒掉———這個道理，并不難理解。善良的人們應當想到，當一些人指責浙江民資北上“炒國企”的時候，這種指責顯得多么荒唐。如果一些垂死的國有企業還是香餑餑，怎還能輪得上浙江的民資來“炒”呢？

　　在民資尚無法實質性進入國有壟斷領域的現實下，人們聽到那些指責聲時，還得多留個心眼，多注意聽聽那些聲音究竟是從哪里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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