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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2006年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上，經濟學家張維迎再次強調自己對于高校學費的觀點：“為什么窮人上不起大學，因為學費太低。”認為應該再適當提高學費。他并且坦率地承認，這句早就曾講過的話“挨罵多”。(《上海證券報》4月27日)以張維迎教授之名氣，明知“挨罵多”卻仍然堅持己見，為該話題增添了討論的價值和必要。
粗看之下，張維迎此論單從邏輯上似乎有那么一點可取之處。其得出該觀點的邏輯
過程是：“低學費的辦法實際上補貼的是富人”，而如果“把學費適當地提高，然后規定學費多少比例必須用于助學金”，窮人掏不起學費的問題就可以解決。簡而言之，該辦法就是試圖在高校學生內部來個“劫富濟貧”。但是，這一看似十分美妙的邏輯，實際上卻經不住多少推敲。
首先，張教授似乎忽略了學費問題的嚴重性、復雜性。按現在的高校學費標準和家庭的可統計收入對比計算，有幾個家庭是不必享受助學金、而且還可以承受更高學費的呢？前不久剛剛退休的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曾經坦言，以他和夫人的收入，也只能勉強供一個大學生。那么，如果學費再“適當提高”，即便國家教育部的副部長，其家庭能否順利供起一個大學生也已經很值得懷疑了。這樣情況下，助學金要發到怎樣的范圍？“適當提高”到底要到什么程度、也即那些確實的富人家庭究竟需要承擔多少學費，才能平衡那么多貧困生的困難？
其次，張維迎的邏輯中，也隱含著這樣一種風險或陷阱的可能：提高學費之后，“劫富”的目的或許可以達到，但是否能夠真正用于“濟貧”？會不會實際形成既“劫富”又“劫貧”的結果？不難看出，如果按照張維迎倡議的做法，在高校、富人、窮人三個利益主體中，富人注定是要多掏錢的；窮人也要先多掏些錢；至于這些多掏的錢是否能夠公平有效率地返還，是否能夠返還到真正的窮人手中，則屬于不好控制的事情。因而這個過程中，只有高校處于穩贏不輸的位置，贏得了更大的經濟控制權。考慮到張教授的特殊身份———北大校長助理、光華學院副院長，其堅持如此觀點，令人難免瓜田李下之臆測。
尤其重要的是：現在實行的學費標準，真是“低學費”嗎？高校真是在“補貼”學生嗎？眾所周知，一直到現在，高校培養成本還是一筆糊涂賬。雖然許多高校都在不斷訴苦，認為所收學費不敷培養學生所需，但各高校都在設法擴大規模、在為了多招生進行大戰，而且高校工作人員的福利待遇越來越好———甚至連“洗腳費”都能報銷，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假如確如高校所言，如今的學費仍然太低，多招一名就多“補貼”一名；確如張維迎所言：“我們學校想各種辦法籌集資金解決貧困生的學費問題……從企業找錢，國家一年給100萬，學校還用各種辦法拉公司設立以公司命名的助學金”，那么高校對擴招仍然如此熱衷，顯然就有些不符合常識。因而，現行學費“標準低”這一結論———同時也是張維迎觀點的邏輯基礎———在真實的、有公信力的培養成本出臺之前，至少有嫌唐突。
還有，張維迎教授似乎也沒有考慮到甄別富人和窮人的巨大成本。如果先提高收費，然后再用助學金的形式返還，如何保證返還過程的公正，至少是一個很繁瑣的問題。誰來認定呢？認定的成本有多大？最近吉利控股集團捐助5000萬元資助1000名寒門學子，為了這些錢不用錯地方，他們準備用于“確認”的錢竟然達200萬。越是富人家庭，社會關系越豐富，尋租的能力就越強，那么，“劫富濟貧”會不會勞而無功、甚至走向反面成為“劫貧濟富”，是一個令人不得不擔心的問題。
所以，張維迎所謂的“高學費對窮人有好處”，既無堅實的邏輯根基，操作起來更是十分艱難，風險系數過大。全面看來，是一種罔顧國情、將問題簡單化而且似是而非認識。
郭之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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