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境拐點何時能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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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4月23日 09:42 中國經營報 | |||||||||
作者:陳亮 來源:中國經營報 編者按: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畫出了一條優美的增長曲線,但是中國的環境惡化也日益嚴重。4月17日到18日,一場席卷華北的沙塵暴,更是將嚴峻的環保形勢推到了來京參加第六屆全國環保大會的各位代表面前。環境保護如何與經濟增長共同進步,中國何時能迎來經濟增長與環境優化齊頭并進的時代?
對環境低成本使用的經濟增長模式必須改變 主持人:在近日召開的首屆“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未來領導人研修班”上,首任環保局局長、中華環保基金會理事長曲格平指出,改革開放以來的25年間,我國環保指標從未全部完成過。溫家寶總理在日前結束的第六屆全國環保大會上也承認,“揚塵天氣雖然有氣候的因素,但也反映出環境問題的嚴重性。”請問連續25年環保指標都完成不了的原因是什么? 牛鳳瑞:能源消費的超常規增長、火電行業的快速發展、脫硫項目建設滯后、造紙行業排污總量沒有得到有效控制、重點流域治理工程項目的完成情況不理想、污水處理設施的建設速度緩慢等等,都導致了最終沒能完成指標。 當然,如果制定計劃時依據的數據和資料不完整,造成指標制定的超前,也是一個不能達標的客觀原因。 主持人:近些年來,中國不少城市的工業化進程過快,是否也是導致環保計劃完不成的重要原因?例如廣東的清遠,近兩年因為承接珠三角發達地區轉移過來的陶瓷工業,當地環境質量下降明顯。 成建三:清遠一些環境指標下降得比較快,與清遠這幾年工業項目上得太快、規模上得太大有很大關系。清遠有些落后山區,由于急于招商,發展工業時沒有認識到環保的重要性,認為有項目引進就是好事情。由于不懂得工業發展中的規律,項目引進后往往疏于管理。特別值得警惕的是由于當地接近水源地,一旦形成污染,就會對其他地方產生重大影響。實際上清遠高新技術開發區內的環境容量已經接近了極限。而這種情況在中國不少地方都能看到。 曾賢剛:除了工業化過快等因素影響外,環境資源使用制度不合理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實際上財政部一直想推進環境有償使用制度改革,督促企業將環境成本納入企業生產成本或服務價格,實現環境污染“外部成本內部化、社會成本企業化”。我國環境形勢之所以嚴峻,是因為企業污染了環境不會受到相應的懲罰,保護了環境又沒有相應的經濟激勵或者補償。 主持人:環保指標歷年來沒完成對中國社會經濟有何影響,它造成的國際影響又是什么? 曾賢剛:就國際影響而言,國外普遍感覺中國對環保不重視,美國前不久還指責我們的大氣污染物已經飄到了美國。就國內而言,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經濟上,有些地方雖然在經濟上取得了很好的增長,但在環境保護上則遺留了嚴重問題,對經濟的后續發展帶來很大影響;社會上,老百姓的生活質量嚴重下降,某些地區群眾甚至喝不上干凈的水。 “官污合謀”助長環境污染 主持人:一些官員無須為環保監管承擔責任,很多違法排污和不執行環保管理制度的企業,也因為地方保護主義的存在,而無須為破壞環境的行為承擔成本。甚至由于企業利益同地方領導的政績連在一起,許多企業不去按規定排污而直接找政府“尋租”,從而形成了企業與當地官員勾結的利益鏈條。如何看待這樣的現象? 牛鳳瑞:一些違法企業與當地地方政府的利益共謀,是我國環保問題“久治不愈”的一個重要原因。 污染企業往往是當地政府的納稅大戶,企業運營雖然會造成污染,但它能解決當地的人員就業,又能“緩解”財政稅收,所以當地政府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碰到有官員到污染企業檢查時,企業也就很容易蒙混過關。 環保問題涉及到地方政府的整體利益,與我們國家整個政績考核體系、國民經濟的衡量標準相關,所以解決這個矛盾要通盤考慮。 主持人:在此次全國環保大會后,我國目前的環保工作方式會有哪些改變? 曾賢剛:國家對環境保護的干預和管理,將從行政手段逐步向經濟手段轉變。我國會改變“唯GDP是從”的考核體系,加強環保的問責,環保監管力度會加強,生態補償、排污收費、環境稅等經濟手段也會更多地被運用。現在國家稅務局正在研究的環境稅的問題就是一例。 中國環境拐點會提前出現嗎? 主持人:環境經濟學中有個著名的“庫茲涅茨環境曲線”理論,其核心就是經濟增長的不同階段所對應的環境質量狀況:在經濟發展的初期,環境質量可能隨著經濟增長而不斷下降和惡化,但到一定拐點時,環境質量又有可能隨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而逐步改善。這一理論在環保業內被普遍認可嗎? 曾賢剛:“庫茲涅茨環境曲線” 是1992年兩個美國人提出來的關于經濟與環境方面的理論。這個理論被大多數環保學術界人士所認可,因為其借鑒了俄羅斯諾貝爾得主庫茲涅茨用來說明收入增長和財富差距關系的“倒U字型”理論,用于環境經濟學術里,所以就命名為“庫茲涅茨環境曲線”理論。 該理論實際上是一個簡單的坐標系,橫軸是人均GDP,縱軸是污染排放量。該曲線說明,隨著人均GDP的增長,一個社會的污染排放總量是隨之增加的;但當增長到了一定程度,人均GDP繼續增長,污染排放總量卻隨之下降。這個“一定程度”就是我們說的這個“拐點”。 主持人:我國一些發達地區人均GDP已經達到或超過3000美元。據此判斷,中國出現這個拐點還有多長的路要走。 曾賢剛:一般的發達國家出現這個拐點是在人均GDP為8000~10000美元時,美國出現這個拐點則是在人均GDP為1萬美元時,后發達的國家例如“亞洲四小龍”是在人均GDP 3000~5000萬美元時。而我國在什么時候出現這個拐點,各界都在研究,很多人也在期待。根據中國的人均GDP和環境污染量來看,目前中國還遠不到出現拐點的時候。 用這個曲線引導經濟與環境良性發展是好的,但我們不能等著這個拐點到來。我們只有主動地依據國家的相關環保政策發展經濟,使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同步,到了一定程度,這個拐點自然就來了。而且從中國近幾年的經濟發展速度來看,這個拐點在中國的出現肯定要比其他國家早。 目前國內有學者的算法表明,到2020年我們經濟翻兩番時,中國的這個拐點就會出現。但這也只是宏觀層面上的一種推測,具體還要看實際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程度。并不排除局部地區先達到該拐點的可能。局部區域如我國東部沿海城市有的地方這個拐點就已經出現了。 成建三:國外的經濟發展模式和我國是不一樣的,我國是政府主導型的,國外是市場指導型的。外國發現環保問題后就立即有一個及時的市場糾正,而我國則在這方面欠缺,還必須經過“市場——政府——政策——市場”這樣一個程序,市場糾正很緩慢。廣東已經開始在探索“綠色GDP”和“領導環保事件問責制”了。所以我認為,當有一天我們干部的政績考核指標和干部任免依據都真正改變了,中國環境的“拐點”也就不遠了。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