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儲蓄率高投資率是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結果

　　從各國的經驗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只是高儲蓄率、高投資率和高經濟增長率的前提條件之一。形成“三高”的另一個前提是適齡勞動人口能夠就業、尤其是在經濟增加值較高的非農產業中就業。由于非農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較高，這將導致收入的顯著上升。同時，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的轉移也將減少過多的農業就業人口，從而提高農業就業人員的收入水平。于是，全部人口收入的上升必將推動儲蓄的增加，而儲蓄的增加又為投資的增加提供了條件，從而形成一個非農產業就業增加、收入上升、儲蓄上升、投資上升、非農產業就業

進一步上升的良性循環。

　　非農產業就業的上升首先同工業化進程密切相關。如果說人口結構的變化是人口紅利產生的基礎，那么，工業化則是催化劑，人口結構變化和工業化缺一不可。例如，與東亞一樣，拉丁美洲在上個世紀70年代也出現了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結構變化，但是，拉丁美洲因為采取了錯誤的工業化發展模式，以至于沒有像東亞那樣出現“三高”。此外，簡言之，人口紅利的產生還有賴于工業化的進程，而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既是工業化得以進行的因，也是工業化的果。

　　非農就業的上升不僅反映了經濟的工業化進程，也是城市化進程的體現。事實上，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兩個不可分割的過程。從人口區域分布的角度看，城市區別于農村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人口相對集中。而人口之所以能夠集中起來以形成城市，其基本的推動因素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換行為。與工業革命之前的封建城市和貿易城市相比，工業化從兩個方面極大地推動了市場規模乃至城市的發展：第一，工業化使得具有規模經濟優勢的工廠得以產生；第二，工業化使得工廠和工廠之間、產業和產業之間產生了相互促進的聚集效應。反過來，通過勞動力市場、中間品市場和消費品市場規模的擴大，城市化也極大地促進了工業化的發展。

　　除了工業化和城市化之外，對于中國這種轉型經濟體來說，市場化改革顯然是一個更為基礎性的因素。因為建國以來的經驗表明，唯有市場化改革才能推動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迅速發展。

　　日韓工業化進程導致“雙高”

　　中國正處于工業化的過程之中，經濟理論和別國的經驗顯示，在工業化過程中，高儲蓄和高投資是正常現象。更準確地說，高儲蓄和高投資是一國經濟工業化的必要條件。為了充分理解這一現象，我們不妨看一看日本和韓國這兩個近鄰的例證。

　　國外的研究表明，居民部門較高的儲蓄率和公司部門較高的投資率，是二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兩個車輪。私人部門提供的充足的儲蓄使得日本公司能夠以較低的利率獲得資金，使日本經濟總量和資本存量顯著增加。這種投資和儲蓄的組合，使得日本經濟能夠從戰后的廢墟中迅速發展起來。日本經濟快速增長的階段是在1952～1973年，這也是日本工業化階段。9％的GDP年均增速使其率先從欠發達國家成長為發達國家。在這一時期內，其最終消費率達到了66％，平均儲蓄率為34％，而資本形成率則為33.48％。從年度數據看，日本的資本形成率經歷了一個從低到高的迅速增長過程，然后又逐年下降，在1967年回落到33％以上。儲蓄率變化趨勢和資本形成率相似，基本是在30％以上的高位變動，而在30％以下低位變化的年份并不多。此間日本的投資率連續20多年保持在30％以上。

　　韓國的經濟發展也證實了相同的結論。韓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期是從1962年到1992年。1961年5月，韓國開始采用政府主導、出口導向和非均衡發展等戰略，連續實施了6個“五年經濟開發計劃”。除1980年出現經濟負增長之外，30年中整個國民經濟年均增長率為8.5％左右。因此，這一階段被稱為高速增長期，這也是韓國的工業化階段。在此期間，韓國消費率持續下降，從1960年的96.8％，下降到1988年的59.7％；儲蓄率則節節攀升，從1962年的3.2％上升到1988年的40％，而投資率也基本在30％的高位運行，1991年甚至達到了39％。

　　日韓的經驗表明，在工業化初期，投資率呈現出上升的趨勢是正常狀況。即使到工業化中期，投資率在較長的時期內仍應保持較高水平。只是在工業化基本完成后，投資率才出現逐漸下降的趨勢。

　　根據錢納里和庫茲涅茨工業化標準判斷，日本在1973年、韓國在1991年基本完成了工業化。與此相對應，日本的投資率1973年后逐漸下降，2000年下降到26％；韓國1996年后投資率開始下降，2002年下降到了26％。

　　中國的工業化助推“雙高”

　　就改革開放后的工業化進程及其效果而言，一個顯著的指標是非農就業人口占全部就業人口的比重。根據這個指標，我們可以將1978年后工業化進程劃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在1978至1990年間，這個階段的工業化是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推動下進行的，主要產業是輕工業；第二個階段在1991至2000年間，這個階段是在國有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推動下進行的，主要產業是出口導向的加工業和一般制造業；第三個階段是2001年迄今，這個階段的改革開放政策得到進一步的深化，在產業上呈現出顯著的重工業化趨向。

　　隨著工業化的深入，儲蓄率和投資率也呈現出波動中上升的態勢：在第一階段，平均儲蓄率和投資率分別為35.26％和35.69％；在第二階段，平均儲蓄率和投資率分別為40.65％和38.64％；在2001年迄今的第三個階段，平均儲蓄率和投資率分別為43.23％和40.85％。

　　在儲蓄率和投資率隨工業化進程的升級而不斷上升的同時，一個顯著的現象是儲蓄率和投資率呈現出大起大落的周期性波動特征。對此，一個合理的解釋是：由于工業化和高儲蓄率、高投資率互為因果，因此，儲蓄、投資的周期性波動必然同工業化進程的波動密切相關。我們發現，儲蓄率、投資率的周期性波動同非農就業比率的周期性變化具有令人驚訝的高度一致性。由此可以看到，無論是儲蓄率和投資率的水平，還是儲蓄率和投資率的波動，都同工業化的進程密切相關。

　　就當前的情況看，根據錢納里和庫茲涅茨工業化標準來觀察中國的各項指標，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總體判斷：中國的工業化水平大致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如果這個判斷正確，進一步的結論便很明確：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還會持續較長時間，因此，儲蓄率和投資率仍會在相當長時間內保持較高的水平。

　　中國的城市化與“雙高”

　　伴隨工業化的進程，改革開放后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也迅速提高。從城鄉人口的分布看，根據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可以看到，1964年城鎮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只有不到20％，而2000年已經接近40％。從城鄉就業的分布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國城市化的進程：1978年，在全部就業人口中，城鎮就業人口的比重只有不到24％，2004年則上升到35％強。與工業化的三個階段相適應，城鎮就業人口的比重也呈現出階段性的變化：第一個階段是在1978至1990年間，城鎮就業人口比重用了12年時間才上升了不到3個百分點；第二個階段在1991至2000年間，城鎮就業人口比重由不到27％上升到32％強，10年內上升了5個百分點左右；第三個階段從2001年開始到2004年的4年時間內，城鎮就業人口比重就上升了3個百分點。顯然，城市化速度在加快。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來推算，到2010年城鎮就業人口比重將比2001年高10個百分點左右，達到43％左右的水平。

　　城市人口和就業人口的增加推動了儲蓄率和投資率的上升。一方面，由于城鎮就業集中在人均收入較高的第二和第三產業，收入增加必然導致儲蓄的上升。2003年，全國地級和地級以上城市的國內總產值占到全國總產值的近65％，其中，一、二、三產業的比重分別是20％、64％和86％。同時，2003年全國城鎮儲蓄余額達到8萬5千余億元，是農戶儲蓄余額的4.7倍。另一方面，城市化也意味著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投資的大幅度增加。2003年，全國地級和地級以上城市的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為59％，而房地產開發投資的比重則高達84％強。如果以城鎮就業人口占全部就業人口的比重作為城市化水平的一個度量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趨勢與儲蓄率、投資率的趨勢是完全一致的。

　　城市化過程不僅直接推動了儲蓄和投資的上升，而且，通過城鎮居民的消費結構升級還間接地導致投資的增加。2003年，我國人均收入水平超過了1000美元。這個變化的影響是巨大的，因為它意味著我國居民的消費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以消費信貸擴張為主要內容的金融結構的調整，有效解除了當期收入及儲蓄對居民消費大宗消費品的預算約束，更好地平滑了消費者生命周期內的收入，給予人們預支未來收入的便利。2004年底，對消費者的貸款占商業銀行新增貸款的比重首次超過25％；同時，房地產開發貸款占銀行新增貸款的比重則從1998年以來就超過了10％。所有這些，無疑為我國居民盡快實現第三次需求結構的升級提供了強有力的金融支持。毫無疑問，這些新的消費需求，無不對社會基礎設施、市政建設、汽車、住房等新產業產生巨大需求；而這些需求又都對煤電油運等產生了長期且持續的巨大壓力。

　　市場化改革是“雙高”主要推動力

　　除了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之外，對于中國這種轉型經濟體，市場化改革無疑也是儲蓄率和投資率上升的主要推動力。

　　首先，市場化改革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發生的基礎，因而也是儲蓄率和投資率上升的基本前提。眾所周知，市場化改革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投資主體從以國有經濟單位為主向以非國有經濟單位為主的轉變。投資主體的轉變意味著市場經濟機制逐步發揮作用，這不僅極大地刺激了投資的上升，也提高了投資的效率。因而是我國工業化、城市化乃至高儲蓄率、高投資率的基本制度因素。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國有經濟單位無論是在投資的比重上，還是在就業的比重上，都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特別是在1998年后的國企改革之后，國有經濟的投資占比和就業占比大幅度下降。

　　不過，與國有經濟的就業占比相比，國有經濟的投資占比顯然要高得多。例如，2004年國有經濟就業占比和投資占比分別為9％和35％左右。這種就業占比和投資占比的不對稱表明，國有經濟主要集中在以重

　　其次，市場化改革使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享受的各種福利待遇逐步消失。在需求方面，改革使得需求向市場轉移，必然要求居民預先增加儲蓄、儲備支付能力。此外，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由分配所得到的福利相比，市場化改革可能還會造成不確定性上升，因而會額外地增加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在供給方面，一方面，由于供給主體的轉變，市場機制對計劃機制的取代自然會極大地刺激投資；另一方，由于要素價格逐步上升以反映要素的真正市場價值，甚至更進一步的，由于市場機制尚未完善以至于要素價格在市場化程度中發生大幅度上揚，這就將導致供給成本、乃至投資額出現較大幅度的上升。市場化改革所產生的這些影響在醫療、教育、養老以及最近沸沸揚揚的住宅問題上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以住房問題為例。在1999年住房體制市場化改革前，住房供給由國家決定：國家在財政基建撥款中設立建房專用基金，用于城鎮建房，建成的房屋按照職務、工齡等標準進行分配。根據有關規定，這些住宅建設可以不用交納或只需交納少量的土地出讓金。住房體制改革后，在市場現實需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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