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退失據的教育產業化

　　文/廖海青

　　應當澄清這一方面的模糊與混淆。市場規律和競爭法則不適用于教育，包括高等教育。

　　——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會決議

　　近日，教育部發言人針對高校收費問題發表的一番言論，在網絡上激起了強烈反彈，從而使得歷時10年之久的“教育產業化”爭論，由是再度掀起波瀾。

　　據新華社2006年3月6日的報道，教育部發言人針對兩會期間代表們反映的“上學貴”的問題回復道：“人們對學費問題應當轉變觀念。在計劃經濟時代，孩子從小學上到大學花的錢很少，因為國家都給包了，但是在市場經濟時代，形勢已經發生變化。非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已經成了家庭的一種消費，既然是消費，就要根據自己的經濟實力、智力來選擇。北大、清華這些優質教育資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較貴，不是所有人都消費得起的。”

　　教育部發言人在答問當中，并沒有突出“教育產業化”的字眼，然其意指卻相當明確：“就好比逛市場買東西，如果有錢，可以去買1萬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沒錢，就只能去小店，買100元一套的衣服穿。”這意味著，在最高教育當局看來，高等教育不但要產業化，而且要實行徹底的市場化。

　　然而，就在前不久召開的教育部新聞發布會上，同一位發言人卻作出了堅決反對教育產業化的表態，并且擺出“有違教育公益性原則”等五大理由，高調宣布要“旗幟鮮明的反對教育產業化”，令其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前后不逾半月而態度迥異，著實令人錯愕不已。考慮到問答雙方的特殊身份和場合，這顯然不會是一時的口誤，而應該具有相當的政策背景。但作為一國教育主管機構的教育部，又怎會以“毫無技術含量”的前后矛盾來自我設陷呢？一個可能的推測是：面對眾議輿情的猛烈阻擊，教育主管部門一方面不得不作出策略性的退讓，承認教育產業化不合理；另一方面卻堅持認定這一改革符合實際，具有堅實的理論基礎，并且在日常運作中不斷付諸實踐。

　　教育部如此苦心孤詣，顯示出肇始于10年之前，以高學費為特征的教育產業化改革，至此陷入了進退失據的尷尬境地。所謂朝令夕改，也自有其不得已之處。然而在涉及到千千萬萬的家庭前途與命運的大事上，采取瞞天過海的戰術顯然是行不通的。可以想見，只要教育行政當局與社會大眾之間的認識鴻溝一日不能填平，反對和質疑教育產業化的聲音就會不絕于縷。

　　一

　　回顧教育產業化的歷程，有關高等教育是否屬于公共產品這一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澄清，而這恰恰是雙方爭論的焦點。

　　按照純粹市場化的思路，高等教育當屬于私人產品，應該完全由受教育者自己埋單，并且遵循價格優先的原則。于是就有了誰有錢，誰享用的“買衣服”的理論。考慮到高等教育資源的稀缺性，以及由此導致的競爭性分配，這一思路并非完全沒有道理。

　　然而，與衣服之類的純粹私人產品不同，高等教育除了給受教育人帶來的效益之外，也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因而具有極大的溢出效應(外部性)。英國經濟學家阿爾弗萊德·馬歇爾曾指出，教育支出是一種十分有利可圖的投資。他說：“公共和私人在教育方面的花費是否明智，是無法單獨根據其結果來衡量的……一個偉大的產業天才人物的價值，足以彌補整個城市的教育費用……高等教育面向公眾開放，假如再能產生出一個牛頓或達爾文，莎士比亞或貝多芬，那么許多年間的所有花費都能得到很好的補償。”驗諸人類文明發展歷史，這一說法顯然有著充足的證據。

　　除此之外，高等教育還擔負著克服貧富差距，促進社會流動，維護和實現社會公正等社會功能。這些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市場機制在一定范圍內趨于無效。就此而言，高等教育實際上是一種具有公益性質的混合產品，其成本不能完全歸結到受教育者頭上，而應當建立由所有受益者即國家、社會和個人共同承擔的機制。

　　事實上，這一機制在1996年實施的《高等學校收費管理暫行辦法》中已有體現。根據該《辦法》第五條的規定，在現階段，高等學校學費占年生均教育培養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過25%。

　　這一標準，即使放在世界范圍來看也是偏高的。然而更要命的是，由于現行的高等教育體制具有壟斷性的特點，不可能形成競爭市場的價格機制，結果導致培養成本無法合理估算，成了一筆說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賬。

　　正是在這種模糊性的掩護下，高校和教育行政機構競相夸大成本，進一步抬高學費，從而使得高等教育日益背離其公共產品屬性，向著純粹市場化的邊緣滑落。10年間，我國大學學費從每年幾百元一路飆升至每年5000元到8000元不等，學費猛漲約20倍，而1994年至今10年間，國民人均收入增長不到4倍。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有能力上大學的學生因為貧困而不得不放棄學業，教育領域的馬太效應開始凸現。

　　二

　　1998年召開的世界高等教育大會通過決議指出：“應當澄清這一方面的模糊與混淆。市場規律和競爭法則不適用于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因為“教育不是經濟的一個分支。教育過程、教育目標、教育結果或‘教育產品’都不能與經濟相提并論。”

　　在國際上，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一般被視為公益事業，而受到國家和社會力量的大力扶持。處于福利制度下的歐洲自不必論，即使在高等教育私有化最徹底，學費水平最高的美國，也沒有出現“優質教育資源”與窮人絕緣的現象。

　　美國的學費高，但獎學金、助學金也高，學生貸款、打工助學的機會也多。以2003—2004年度為例，美國從聯邦政府、州政府，到學校、私人慈善機構給學生提供的各種資助達到1220多億美元，在校學生有1646萬多，平均到每個學生頭上，就有7400多美元，遠遠超出公立大學的平均學費。而真正得到資助的學生，特別是貧困生，平均拿到的錢要比7400美元高得多。因為有許多學生來自富裕家庭，并不需要資助。

　　據留美學者薛涌介紹，普林斯頓大學早在五年前就用獎學金代替了學生貸款，讓學生畢業時不至于負巨額的債務。耶魯大學則宣布擴大對低收入家庭的資助，其中家庭收入在45000美元以下的學生，費用全免。維吉尼亞大學幾乎是最好的公立大學，也對家庭收入在38000美元以下的家庭大開方便之門，用獎學金代替了貸款。

　　而在舉世聞名的哈佛大學，盡管每年的學費高達4萬美元，但完備的獎學金制度極大地削減了學費壓力。在哈佛，接受各種資助的大學生比例高達70%，研究生以上的比例為百分之百。哈佛文理學院院長柯偉林指出，哈佛決不根據地理、種族和階層來選擇學生，對于那些經濟條件不好的學生，校方總是盡可能提供幫助，從而吸引世界最優秀的人才，同時解除經濟困難生的后顧之憂。為了錄取更多低收入家庭孩子，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H·薩穆斯宣布，他將不再要求家庭年收入低于4萬美元的父母為他們孩子的高等教育做貢獻，家庭年收入在4萬—6萬之間的將減少學費。薩穆斯說，不同收入層學生的巨大差異，將使高等教育阻礙社會流動。薩默斯在一項聲明中說，哈佛希望向全美家庭發出最強烈的信息：不管他們的經濟能力如何，哈佛的大門總是向天才學生開放的。

　　觀察國外教育產業化的經驗，其成功之處在于實現了經費來源的多元化，從而將學費抑制在普通大眾所能承受的范圍之內，較好地體現了高等教育的公共產品屬性。而中國教育產業化最大的問題就在于，名義上的產業化并沒有達致收入渠道的增加，而增加的成本卻最終轉嫁到學生的頭上，并由此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和道德危機。以可持續發展的價值目標來衡量，這顯然是無法令人滿意的。有人由此而得出結論：在保證交得起學費的基礎上，怎么“化”都可以，否則就是殺雞取卵，飲鴆止渴。

　　三

　　1993年發布《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的支出在上世紀末占GDP的比例應該達到4%，但這個目標從未達到。現階段我國教育財政投入僅有3.28%，低于世界各國5.1%的平均水平。

　　公共財政對教育投入不足，是教育產業化的直接動因，也是導致學費畸高的一個重要因素。有關專家指出，如果“一個百分點”的國家教育財政投入的承諾能夠兌現，那么大學學費則可以減半。因此，當務之急，政府要切實加大教育投入，讓財政資金真正成為教育資金的主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落實和完善國家學生資助體系，降低民眾的負擔。

　　同時，要改革現行機構臃腫、冗員泛濫，浪費嚴重的高校體制，建立科學規范的成本核算制度，加強監管，使大學辦學成本真正降下來。

　　毋庸諱言，高等教育是需要巨大經費來支撐的事業。為了實現更高的辦學效率和適應性，公立高等教育適當引入市場機制也并無不可。但市場機制的介入，并不意味著政府可以就此缺位。相反地，在教育這類具有極強外部性，最能體現公平、公正、公益原則的領域，主管部門更應全力施為，通過協調政府、市場和大學自身三種力量，實現對純粹市場化的超越，從而最大限度的增進社會福祉。倘若一味以“教育不是神”、“沒錢就去小店”之類的話語敷衍塞責，借以開脫，又如何能確證自身存在的價值呢？

　　美國斯坦福大學教育經濟學教授馬丁·卡諾依教授在為中國高教改革號脈時曾指出：“大學收費完全靠市場因素來左右不可取，因為教育永遠也不能市場化。”木鐸金聲，言猶在耳，足令關注中國高等教育的人們警醒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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