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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宇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鄭京平20日發布消息稱，經過初步核算，中國今年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為43313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了10.2%，略快于上年同期9.9%的增長幅度。
對經濟過熱的擔憂并非空穴來風。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在今年“兩會”上曾披露
，2004年各省區市上報的全年GDP———國內生產總值匯總數據，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增速相比，高出3.9個百分點，總量差距高達26582億元。
一般認為，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體系引致地方政府的GDP崇拜”，而且，除卻核算工作不規范、資料來源不同和重復計算等技術性因素外，自上而下的“層層加碼”和自下而上的“層層加水”也導致了各地方GDP的虛高增長，解決的辦法則是建立全績效評價和完善政績考核機制。
不論是按照亞當斯密的古典主義經濟學派，還是按照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政府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動機。具體到中國的現實，中央政府一方面要追求經濟增長、財政收入和充分就業等經濟社會目標，另一方面還要追求國民的政治支持這個政治目標；地方政府同樣如此，不同的是對于轄區居民的政治支持而言。不斷上漲的GDP也就成為實現公共與個人雙重價值的最佳手段。
目前地方政府唯GDP為上的主要制度安排包括：首先，地方政府具有獨立利益。改革開放后的1980-1993年，遵循“放權讓利”的思路，開始實行財政大包干制，使地方政府成為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而1994年開始的分稅制改革，通過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使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分離，從而極大地刺激了地方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積極性；其次，由于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資源的市場化程度不高，使地方政府擁有壓低要素價格增加收入的手段；最后，由于分稅制改革的不徹底，使地方政府的財權和事權并不統一，財權太小而事權太多，地方政府背負著沉重的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公共支出負擔。因此，地方政府必須以更多的財政收入來減緩壓力。
以上三項制度安排導致地方政府以投資為主導拉動GDP增長的“經濟理性”，而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體系無非加重了地方政府追求GDP的“政治理性”，起到“火上澆油”的作用而已。
可以看出，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體系只是一個外部激勵因素，而制度性安排才是內部激勵因素，兩者合流，使地方政府具有強烈的GDP增長沖動，并從市場化發端之始，形成了路徑依賴。這一路徑依賴已經成癮，導致宏觀調控的成效大打折扣。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一周年，換來的是各地房價的報復性上漲，就是典型例子。
到目前為止提出的解決方案只浮于表面，并未觸及癥結。抑制地方政府發展沖動“釜底抽薪”的做法，就是從制度上限制地方政府的“掠奪之手”，包括在財政分權的基礎上加強法律法規對地方政府的外部約束，放開政府對要素資源的管制以減少尋租空間等等。
試圖以完善政績考核體系來壓制地方政府的增長沖動的做法只不過是“揚湯止沸”，這種缺乏公眾參與的自上而下的量化考核，從來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多數情況下會淪為一場心照不宣的數字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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