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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近日演講時說，"十一五"規劃的中心是實現增長方式的改變，在實現過程中，關鍵在于制度建設和政府改革。
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是用投資和資源投入來拉動的，靠優先發展重工業來帶動各個產業的發展。為了扭轉這種增長方式，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實現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和計劃經濟到市場
經濟轉變，但轉變過程中面臨四個體制性障礙：第一，政府而非市場保持著對重要經濟資源的配置權力；第二，官員政績考核以GDP增長為標準；第三，一半以上的財政收入來自生產型的增值稅，使得各級政府官員要追求產值；第四，要素價格扭曲，導致資源浪費。這四個體制性障礙在"十五"期間變大了，各級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絕對地增大，突出表現在土地批租上；而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了，但政府改革跟不上去，使得舊的增長模式復歸。所以每當經濟增長速度達到了年增長9%-10%這個水平的時候，很快就會出現原材料、能源、交通緊張，通貨膨脹壓力加大。
吳敬璉認為，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存在巨大的潛在風險，如果不改變，可能會導致投資收不回來，收不回來的投資進而變成金融系統的不良資產，碰到偶發的因素，潛在的危險就會爆發，并威脅到我們長期的經濟發展。
吳敬璉稱，"十一五"綱要的文本里有幾個主要關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決策，第一是加強自主創新能力。第二是發展先進制造業，推進工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第三是加快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的服務業。第四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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