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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圣祥
這是一句來自政府官員的真話。國土資源部執法監察局局長張新寶說，當前土地違法反彈現象比較嚴重，執法形勢相當嚴峻，目前發生的土地違法案件中，地方政府違法占地問題突出，凡是性質嚴重的土地違法行為，幾乎都涉及地方政府或相關領導。同時，土地違法中，侵犯農民利益現象嚴重，低標準土地補償和拖欠征地補償費現象比較普遍。(《新京報》
4月16日)
“凡是性質嚴重的土地違法行為，幾乎都涉及地方政府或相關領導”！在城市化、工業化的社會浪潮中，在發展地方經濟的目標下，土地交易日益頻繁，土地征用量大面廣，積聚的矛盾也越來越多，以至導致惡性群體性事件，一些地方政府或相關領導成為土地腐敗和土地掠奪的直接責任者。而且，地方政府主導的違法征用，幾乎全都以侵犯農民利益為主要表現，并從這一掠奪行為中，滿足地方政府或相關領導獲取錢財與政績的私利追求。
之所以土地違法現象嚴重，在我看來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是農民對土地的財產權缺乏可靠保護，法律排除了農民轉讓或出租土地的權利；二是驚人的獲利空間讓公共權力私有化獲得巨大動能，監督的空洞乏力與懲處的形式主義，更加劇了這一權力天生的私有化趨勢。歸結起來就是：農地轉讓的公有化與公共權力的私有化。兩者既有“合謀”關系，又有“共生”關系。
國有土地可以批租給市場，集體土地卻只能由地方政府“代理”。當前，農地要轉為非農業用途，合法通道只有“國家征用”，實際上也就是地方政府的征用。因為農民以及農民集體，是沒有轉讓或出租土地權利的，雖然他們是該土地的所有者。換言之，農地已經被法律置為砧板上的“待宰羔羊”，“所有者”的財產處置權，只能任由法定的惟一“代理者”隨意行使，而沒有任何反抗或主張的能力。由于權利和信息的不對等，完全主動的地方政府掌握了對“公共使用”(征用的前提)、“公平補償”和“法律程序”的“最終解釋權”——“代理者”越權輕而易舉，傀儡“所有者”的合法權益自然得不到保障。這是土地違法現象嚴重的重要原因。
農地轉為工業用地，特別是城市建筑用地，地價飛升，動輒數十倍，乃至上百倍。無論是出于金錢目的，還是政績目的，地方政府都有違法占地的驅動力。前者自然不言而喻，后者在“取之于農，用之于城”的土地轉讓利益分配體制下，同樣如魚得水。公共權力雖然是全體成員共同契約的產物，但是并不必然保證一定為公共利益服務。因為政府官員不是“完全服務于公共利益的公仆”，巨大的利益誘惑與缺少必要的約束，讓公共權力私有化在土地交易領域異常泛濫。
土地是農民擁有的最寶貴財產，衣食之所出，生存之所系；然而最寶貴的財產，農民卻沒有自我處置的權利，更不能享有任何處置收益。這一違背公平的悖論一方面使得腐敗盛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日新月異，農村山河依舊”、農民收入增長始終緩慢。讓農民對土地擁有處置權，不僅是遏制土地交易中公共權力私有化的有力武器，同時也是增加農民收入、加快農村發展的可行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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