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調控并非計劃經濟

　　文/王東京

　　實行市場取向改革，早已由中央定了大局，又是人心所向，本以為學界不會再有什么爭議。不想，最近卻有學者長篇大論，把發展中出現的某些問題，歸罪于市場化改革。作為學界中人不該袖手旁觀，也談一些想法，請讀者賜教。

　　中國改走市場經濟的路，我的觀點，并非哪個政治家的個人主張，而是歷史發展之必然。10多年前，鄧小平講計劃經濟不是社會主義，其時計劃經濟已經明顯不濟。舊體制運行了幾十年，增速不低，但效益很差；而且，老百姓也沒有多少實惠。按理講，計劃經濟全國一盤棋，不應該有重復建設才是，可那時盲目上馬、重復建設導致了巨大的浪費。

　　大凡過來人，對計劃經濟的弊端都會記憶猶新。按道理講，計劃經濟總強調統籌兼顧、綜合平衡，一切大小事務，都有周密的計劃安排，可為何一旦執行起來就亂了章法？多數的解釋，是政府計劃手段不夠先進(如沒有高智能電腦)，信息反饋慢，計劃趕不上變化。這樣講不能說錯，但未免顯得過于膚淺。難道有先進電腦，計劃經濟就可起死回生？

　　顯現絕對不是。擺明的事實，前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而且也是最早擁有計算機的國家，當年在大學念書，我就學過他們的國民經濟計劃學，什么投入產出表，什么經濟運籌法，什么“影子價格”等等，高深莫測，神乎其神。其計劃方法，不謂不高明；計劃手段，也不謂不先進，可結果如何呢？經濟始終還是不爭氣，國家最后走向了解體。

　　說到底，經濟活動是人的活動，計劃經濟所以失敗，原因還得從政府的“人”身上去找。傳統觀點認為，政府都是大義為公的。可經濟學家布坎南說，政府只是個抽象概念，最終要由人組成，因此，若要分析政府行為，必須從人性出發。他還說，政府里的人，其實與常人沒有分別，既不能超凡脫俗，也非無所不能。

　　布坎南首開先河，把“經濟人”引入政治學研究。此一創舉，不僅打通了經濟學與政治學的通道，而且也拓寬了經濟學的視野，讓經濟學對研究政府問題有了用武之地。比如，運用經濟學的“最大化原理”推斷政府行為，我們就不難明白，計劃經濟為何會失敗？同時也能理解，中國為何要選擇市場經濟。

　　1960年，布坎南出版了《公共財政》一書，他指出，政府官員的最大化利益與企業家不同。企業家追求的是利潤，而政府官員不是。由于政府提供的是公共品，不僅難以盈利，就是賺了錢，官員也不能據為己有。因此，官員不會去關心政府盈利，他們所追求的，是自己的威信與權力。正因如此，受其“威信與權力”的驅使，官員通常會挖空心思、不計代價地去擴張財政預算。

　　若不帶偏見，應承認布坎南說的是對的。以往中國地方政府“跑部錢進”、各式各樣的形象工程，其實都是最好的例子。形象工程，說穿了是官員為升官創政績；而跑部錢進，則也是官員為了爭取更高的威信與權力。俗話說，財大氣粗。手里掌控的資金越多，權力也就越大。而麻煩在于，官員手里有了錢，就得找地方使，如此一來，盲目上馬自難避免，重復建設想卡也卡不住。

　　要追問的是，下面官員往上跑，為何還真能如愿以償？科爾內說是由于“預算軟約束”。而我的看法，是因為上頭的官員也是“經濟人”。若上頭官員秉公辦事，也不至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反正錢是國家的，下面的人也是為地方，這樣錢給誰都一樣，是賺是賠，對審批者個人無關痛癢。要是有人得了好處，那更是肆無忌憚，明知不該給的錢，也可能大筆一揮，把損失推給國家去承擔。

　　計劃經濟失敗，原因大抵如此。

　　回頭再說市場化改革。中國為何要轉向市場經濟？因為市場經濟下，資源要由市場配置，而且投資者須自負盈虧。這樣，不僅能減低投資的盲目性，而且還可大大提高經濟的運行效率。這個結論，并非筆者信口雌黃，我們同樣也可由“最大化原理”推出。經濟學講最大化，是指以最小的成本，博取最大的收益。成本一定，收益越大越好；收益一定，成本越低越好。

　　若從這個角度看，人們花錢辦事，一定有四種類型：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既講節約又講效果；花自己的錢辦別人的事，只講節約不講效果；花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只講效果不講節約；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既不講節約又不講效果。顯然，第一種類型是市場經濟；第四種類型，是典型的計劃經濟。

　　是的，我們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就是要告別那種“既不講節約又不講效果”的計劃經濟。當然，用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并不意味市場經濟就萬能。經濟學說，由于信息不對稱，公共產品以及存在外部效應，市場也會失靈，所以，政府對經濟實施調控總是必要的。但要明白的是，政府調控不是搞計劃經濟。西方國家的政府調控司空見慣，可我們不能說他們也搞計劃經濟吧？

　　計劃經濟是一種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政府管理經濟主要靠行政手段，而且一桿子插到底，既管宏觀又管企業；市場經濟不同，政府調控是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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