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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立新
深圳出臺促進改革創新的地方性法規，規定了改革失敗可以免責。同時，在其相應條款中也附有“法律、行政法規有規定的，從其規定”的內容(見4月3日《法制日報》三版)。
照上述規定理解，失誤行為如果構成了刑法中的瀆職罪，自然應按著刑法處理；行為人身份如系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自然應按照公務員法和中央有關“問責制”的規定承擔行政責任或接受行政處分；失誤行為如果給第三者或者公眾造成損害，受害方也完全可以按照民訴法的規定起訴行為人，行為人也應按照民法通則的規定承擔民事責任。如此說來，深圳推出的這一免責條款的現實意義又有多大呢？恐怕是象征意義大于現實意義，這是從理論層面而言的。從現實層面而言，設立這一免責條款的初衷自然是可以理解的，鼓勵和倡導改革創新的大方向沒有錯，卻不應以“法律的變通”作為交易的代價。改革當然存在著風險，但風險不應作為這種“變通”的借口。廣而言之，風險可以說是無處不在的。誰也不能否認，醫生從事的是高風險職業，律師也是這樣，而刑法第335條的“醫療事故罪”和第306條的“律師偽證罪”就是為這兩類人專設的。法律行為本身就是權利和義務的統一，而對于有風險的事務，規避風險和予以謹慎地注意正是行為人的義務之一。
作者單位：吉林省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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