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行如隔山 經濟學家應學一點基本的輿論常識

　　日前，知名經濟學家樊綱在某報的論壇上就網民與改革的問題發表看法，“網民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但中國更大的利益群體在網的外面，多數的農民、民工都不在網上，不是網民能夠代表的，所以網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因此政府不能僅以網上的輿論來左右自己的政策。 ”(見《信息時報》)

　　看來，在這位知名經濟學家身上再次驗證了“隔行如隔山”的道理。我想，樊先生在

某報的論壇上就網民與改革的問題發表看法時放了“隔山炮”，說明樊先生盡管是經濟界的大家，但在傳媒領域就未必能有真知灼見，甚至表現出了基本輿論常識的缺乏。

　　何謂輿論？關于輿論的定義，眾說紛紜，有人把它說成言論，有人把它當作意見。我國古代稱之為“輿誦”、“輿頌”、“清義”，指眾人的意見。目前在我國多數專家學者也把輿論看成是意見，認為輿論是多數人對于某一事件有效的公共意見。筆者傾向于南京大學董秦同志對輿論所下的定義：輿論是利害相近的人們對某種事情大體一致的議論。定義是提示概念內涵的邏輯方法，而概念的內涵，就是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屬性。既然網民深居社會底層，“利害相近”，他們集思廣益，坦誠諫言，而且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領導者和人民群眾又都是輿論的主體，因此說，網民的呼聲最能反映公眾的心聲。真不知樊先生提醒“政府不能僅以網上的輿論來左右自己的政策”目的何在？

　　政治清明是輿論健康與否的晴雨表。充分傾聽輿論，深切尊重民意——網絡越來越成為民意的集束，這是民眾之幸事。樊先生說“中國更大的利益群體在網的外面”，這是也事實，但是，這主要是受經濟實力包括技術狀況限制所致，而決非政治因素左右，我國政治民主建設可以說正處在一個空前的好時期。在樊先生看來，網民的意見不過是幾個人的少數意見罷了，非常對。然而，樊先生卻忽略了這樣兩個基本的常識：其一，意見和輿論是可以相互轉化的，輿論的形成就是一個意見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的漸進過程；其二，輿論存在的基礎是由人們的利害關系所決定的，而不完全依靠人員的寡眾。

　　一般說來，按人頭范圍劃分，輿論分為少數人的輿論、多數人的輿論和公共輿論，它們反映不同的利害性，決定不同的傾向性和正義性。在樊先生看來，網民的范圍越大越能夠代表民意。必須承認，輿論的傾向性和正義性的大小與范圍有關，范圍越大，越趨于傾向性和正義性，但判斷輿論傾向性和正義性最根本的一條依據是看它是否以維護人民的利益為目的。1958年，彭德懷同志下鄉調查，在當時的一片“大躍進”聲中，有個老紅軍卻與眾不同，他遞給老總一個紙條，上書：“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鋼鐵去，收獲童與姑，來年的日子怎么過，請為人民鼓與呼。”盡管這個聲音最初是由一個人發出的，但我們無法否定這種聲音真正代表了民意。

　　樊先生說“網民是一個特殊的群體”，既然承認網民的特殊性。那么，也要同時承認特殊性體現并受制于普遍性，凡是有特殊性的地方，其背后都隱藏著普遍性的道理。每個人都不是一種孤立靜止的社會存在，如果說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的話，那么，社會也是人的關系總和。人是社會的人，社會是人的社會，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都無時不刻、無孔不入地與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網民決不可能不食人間煙火，不可脫離社會生活而生存，他們的思想、情感及言論等，必然是社會存在在他們頭腦中的反映。作為草民，他們本身就生活在社會最底層，不僅與工人、農民、學生等存在著社會關系，而且與公眾也有著最廣泛、最緊密的聯系，他們最熟悉民生，最了解民意，他們發出的聲音，應該成為一種“公開的內參”，專家也應該多多給予善意的理解與支持。

　　由此說來，能否真正代表民意的，應該是網民自身的質量而不是其數量。人頭的多與少，并不真正反映民意的強與弱，個中的道理，與一些有識之建議將2985名全國

　　(稿源：紅網)

　　(作者：徐云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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