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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在《半月談》看到一則消息說，除了高層領導親自上網了解民意外，中央和國務院設有專門機構，每天從網上搜集重要信息供領導人參考，網絡輿論已經成為一種“公開的內參”。這當然是一種進步，然而今天看到經濟學家樊綱“不能讓網上言論左右國家政策”的言論，認為：中國更大的利益群體在網的外面，多數的農民、民工都不在網上，不是網民能夠代表的，所以網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因此政府也不能光看網上的東西，不能僅以網上的輿論來左右自己的政策。(4月12日《信息時報》)
相比其他經濟學家“網絡是公共廁所”、“網絡爭論烏煙瘴氣”的網絡偏見，樊綱的批評似乎客氣多了，但其中蘊含的精英自負和霸道一點也不遜色。網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不能僅以網上輿論左右政府決策？面對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和一個不存在的結論，我不禁撲哧一笑，網民什么時候以民意代表自居了，又有哪一個政府決策僅受網絡輿論左右了？被網絡民意搶了話語風頭的精英，是在夸大其詞地以臆想的“罪狀”離間決策者與網絡輿論。
確實，上網發言有門檻，多數的農民、民工等中國最大的利益群體都不在網上，從利益身份來看網民代言是有局限的。但我們常說網絡聲音代表著一種民意，主要不是從利益身份，而是從言論表達的透明和開放來說的。雖然網上表達對許多群體有許多障礙，但相對于其他表達通道，它更開放、自由、快捷、原汁原味和草根，它改變了傳統的信息傳遞方式，無限拉近了執政者與民間的距離。網絡民意的伸張不在于表達人以及表達結果如何，而在于能通過一個渠道暢通地表達出來了。在許多群體權利伸張能力非常貧困的語境下，表達渠道的民意價值遠遠大于利益身份。
再說說網民的利益身份問題。多數的農民、民工都不在網上，是不是網絡就不能反映他們的聲音？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包括農民、民工在內，許多群體中并沒有自己的人大代表，是不是就表明人大不能代表民意了？休謨說過，我們在生活中實際上扮演著兩種角色：一種角色，我們是一個利害相關者，在社會生活中追求自己的私利和欲望的滿足，與他人的關系是一種以自己的利益和利害關系為中心的涉他關系；另一個角色是旁觀者，他可以超然事外地看待社會中的各種利益關系———能夠站在旁觀的位置通過共通感的同情機制而感受到其他人的行為。說網絡表達能代表民意，就是從公正旁觀者角度說的，這種代言，是以共通的良心為代言中介。許多網友身在城市文明中，但看到農民工權益受損時，自然會站到他們的立場為他們說幾句話。
好，再來說說“不能僅以網上的輿論來左右自己的政策”。真是笑話，重視網絡輿論是官場新近的動向，有誰極端到僅以網絡輿論為決策依據了？即使網民有左右決策的想法，既有的制度也不允許，話又說回來，誰表達時不“想”左右決策啊？
由于網絡的開放性和草根性，無論何種社會中，網絡輿論都帶著一些偏激的情緒，只是中國在拉大的社會裂痕下表現得更鮮明罷了。基于這種“直指民意”的非理性，許多社會都設置了正式的代議機制作為緩沖，政府決策與網絡輿論間有正式的代議機制作為中間人。正如有評論者說過：民意必須通過議會的渠道，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意見，并最終影響政府的政策，這才是一個健康的過程———目前中國充當這種中間人的是各級人大，雖然代議機制不是太完善，但在人大面前，網絡輿論根本不能獨斷地左右政府決策。目前的現實是決策不能更民主地體現輿情，而非輿論過度影響決策。
當高層開始重視網絡民意的時候，知識精英以臆想的“罪狀”彈起“網絡民意威脅論”，這不是未雨綢繆，而是一種自大的愚蠢甚至是卑劣的離間。
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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