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財富再分配化解蘇州國富民窮之結

　　撰稿／CIEN評論員 朱冰堯

　　一項關于地方經濟的統計數據近日引起媒體爭議：GDP排行全國第四的江蘇省蘇州市人均GDP已經超過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萬多元人民幣。GDP高速增長而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差異性造就了蘇州“國富民窮”的話題。

　　依靠外資發展“外向型經濟”的蘇州模式創造了經濟增長“神話”，卻要面對普通市民收入增長緩慢的現實。GDP的高速增長確實為蘇州市的經濟總量和財政收入帶來了巨大財富，但隨之而來的并不是普通市民的財富增長，而是普通市民的收入偏低和公務員收入較高之間產生新的“二元結構”。

　　據統計，蘇州平均每位公職人員的年薪為6萬-8萬元，基本做到了收入水平與GDP增長的同步；而同期一般企業員工的年收入則為1.5萬-1.8萬元左右，兩者的差距達到了4-5倍。于是，收入差距就引發了當地人報考

　　按說，蘇州經濟高速增長后，可以通過財富再分配讓廣大市民獲益。但實際觀察蘇州市的財富投入走向后我們發現，經濟增長首先讓外資企業獲得巨大利潤，其次是財稅收入增幅較快，公務員收入也是水漲船高，另外就是在固定資產投資方面力度很大。這幾方面的獲益均與GDP增長幅度相符甚至是超出，但蘇州市的居民收入增幅卻低于GDP增長。

　　而蘇州的現象絕不僅僅是偶然現象。看看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長情況我們同樣會發現，通過稅收，中國政府的收入正在以超過GDP兩倍的速度增長，已經達到GDP的20%，超過了居民收入和GDP的增長速度。同時數據表明，中國15萬億GDP中，實際上超過10萬億元左右的資源掌握在各級政府手里。而這筆錢，大多都拿來做了各種投資，真正用于提高分配水平的不足一半。

　　從1997年到2004年，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204.7%，而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只增長了82.6%，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僅僅增長了40.5%。從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來看，2004年收入提高到19.3%，而支出提高到20.7%，幾乎提高了一倍。　

　　政府增長的收入除了提高自身運轉的開支，最大的投入應該是固定資產投資。由于固定資產投資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的“顯效性”，地方官員為了政績自然會大量投資于基本建設，這樣的增長模式也自然會造成像蘇州一樣的“國富民窮”現象。

　　因此，在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中，有必要把人均收入增長率和GDP增長率并列為考核指標。同時，地方政府在積累財富后，一定要首先考慮通過財富的再分配做到“還富于民”。比如通過包括稅收政策在內的各種政策，提高百姓收入水平；政府加大基礎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方面的投入，讓群眾分享到改革的實惠；降低政府財政收入在國民總收入中的分配比例等等。

　　著名思想家加爾布雷斯有一個關于“豐裕社會中的貧困”的論述。他認為，當社會中絕大多數人口已經步入小康，并且消費領域業已進入需求時代，“豐裕社會”就到來了，在這樣的“豐裕社會”中更要關注貧困人群問題。

　　中國尚未完全進入“豐裕社會”，高增長經濟狀態下的貧困問題更顯得突出和重要。應該說，目前并不是說我們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員觀念落后，而是這些以民為本的理念觸及到一些官員的既得利益，由此就遭到了阻力。改革本來應該是利益的再分配，但這些年來，恰恰是利益成了扭曲改革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這種利益扭曲機制的作用下，每一次經濟的進步，往往都會演變成為一場掠奪財富利益的饕餮大餐。

　　經濟先哲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的開篇之句就是：“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但當國民財富再分配被扭曲成既得利益集團的盛宴時，這樣的“源泉”還會常流不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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