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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評論員 陳永杰
據報道，德維爾潘總理于當地時間4月10日宣布對《首次雇傭合約》進行修改，以平息持續幾周的抗議。
現在，還不能確定對法案的修改一定會平息抗議。但是可以斷言，是次勞工法改革
引發的動蕩，必定會對其它歐洲領袖產生震懾作用。
作為歐洲左翼思想的大本營，高舉“自由、平等、博愛”的大旗，法國的文化傳統與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固然格格不入，此乃進行經濟改革舉步維艱的文化原因。但是，經濟改革的成敗取決于眾多因素，在此我們可以以瑞典為參照作一些比較分析。首先，要澄清一些觀念的誤區，福利制度并不一定阻礙經濟發展，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北歐諸國。同樣有著社會主義傳統，同樣走福利國道路，同樣為適應全球化的沖擊進行經濟改革，瑞典就相當成功。瑞典屢次被評為“最適宜居住的國家”，失業率低，經濟繁榮。人均壽命全球最高，男78歲，女83歲。高度的社會保障水平使瑞典的公共開支長期占GDP一半以上，但并未影響其宏觀經濟表現。近年來瑞典的GDP年增長率一直維持在3%左右，通脹率低于1%，還經常有超過1%的結構性盈余。
其次，改革的終極目標是加強人的競爭力。全球化的沖擊之下，傳統福利國家無疑必須自我調整以適應。但以降低薪金、減少社會保障的方式減輕勞工成本去跟第三世界競爭絕不可行，應該做的是致力提高勞動生產率，關鍵是教育。瑞典對此非常清晰，它努力平衡高福利政策與經濟的穩健增長，同時保持了勞工彈性。在瑞典，“彈性”并不是法國想要的“易請易炒”，而是一個綜合的制度，包括了以福利促就業的政策，失業再培訓計劃和一流的高等教育，處處著力于提高國民的適應力。可以說，瑞典有活力與彈性的并不是制度，而是人。反觀法國，失業的年輕人并未得到政府類似的協助，加上欠缺終身學習的文化，年紀輕輕就領取失業救濟，積重難返，唯有長期依賴社會保障。
第三，亦是最值得一提的，是瑞典政府推行經濟改革的處理方式。這包含兩個層面，一是要有清晰的改革方向；二是要謀求社會共識。1990年代以來，瑞典進行的一系列經濟改革，從各種社會救助金、養老金到勞工保障等等都非常成功。瑞典的政策目標和實施方式非常清晰，他們追求高度就業和高度的社會保障，小范圍的薪金級差，優良的公共服務以及一個慷慨的福利制度。支出來自于稅收，公平靠的是資源再分配，因此瑞典人接受高稅率和保守的貨幣政策(瑞典至今未加入歐元)。面對全球化和“盎撒模式”(Anglo-Saxon Model)的沖擊，瑞典人明白高度的社會保障與高個人可支配收入，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在該問題上，很多歐洲國家卻存在混亂的經濟思維，它們既想要美國式的收入水平和公司稅率，但又想擁有瑞典式的公共部門(例如德國)。公開透明的政策辯論因而非常重要，它讓公眾明白兩者間必須有所取舍，并以民主選舉的方式決定國家方向。
政策討論還有宣傳的作用，有助于形成社會共識推行改革，避免經濟改革容易衍生的恐慌情緒。法國這次的勞工法改革，快速啟動了立法程序，事先卻沒有咨詢工會，期間又不進行有效的政策辯論說服公眾，最終導致了現在的走向。
作為“社會模式”與市場經濟成功結合的典型，瑞典人并非所有問題都能取得一致意見，但未出現過騷動，原因是政策制定者知道要小心聽取各種意見，在未獲得足夠支持前絕不輕舉妄動。瑞典能夠成功進行改革并維持社會穩定，或許是因為他們更加懂得怎樣推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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