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村建設之路 既要農民進城市也要農村城鎮化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崔曉林/北京報道

　　報道

　　民工潮自上世紀90年代興起以來，社會學家們一直把農民工群體視為一個水池，不斷有水從池外(農村)流向池內(城市)，同時也有水從池內流回池外。目前，站在建設社會主義

新農村的角度看，進城農民是否應該大部分留在城市？留下來之后，如何解決他們的社會保障？

　　新一代農民工進城：“不打算回去了”

　　“一個農村青年來到城市，他首先需要工作，需要一個職業規劃，這個規劃可以是打工、積累經驗，跳槽、培訓、晉升或者改行以及深造等等。同時，他還要生活，因而還需要一個人生規劃，諸如談戀愛、結婚，租房、買房，撫養子女，治病養老等等。但以前的城市發展戰略和社會政策制定恰恰忽略了后者，只強調發揮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把農民工40歲之前年富力強的時段使用完后，交回農村了事。實際上這是對農民工積累技術經驗的浪費。而農民工自己卻不會忽略人生規劃，他們同樣有自己的夢想。”國務院研究中心農村經濟部研究員陳劍波對《中國經濟周刊》表達了他對農民工留在城市的看法。

　　而他的這種看法，也正代表了目前城市農民工的生存現狀。

　　4月2日傍晚，北京南三環洋橋附近一個簡陋的“話吧”里，四川農民秦士貴和兒子正在給家里打電話。

　　大約15分鐘后，這兩個人才打完電話走出“話吧”。

　　無論形象還是氣質，老秦和他兒子小秦正好是老一代農民工與新生代打工族的真實寫照。這一點，從爺倆的衣著打扮上，便可輕易區分：老秦頭發蓬亂，衣著簡樸，一臉的滄桑；小秦的穿著則和城里年輕人沒什么兩樣。

　　老秦43歲，2000年來京，在洋橋附近的一個水果攤賣水果。小秦19歲，初中沒畢業就輟學在家，先是跟舅舅在家鄉的縣城學修車，后來嫌活兒累，就一直在家閑著。

　　今年春節一過，早已在家憋壞了的小秦跑來北京，在工地做了3天小工就死活不干了。他通過報紙上的招聘信息，應聘大興區的一家私營服裝廠做了一名勤雜工。

　　“孩子有了稍微體面點兒的工作了，我替他高興，打電話就是想和他媽商量一下，準備給孩子買部手機。”提起買手機，旁邊的小秦嘿嘿地笑著，一臉的興奮和喜悅。老秦說在城里掙錢不容易，平時舍不得花，但為了兒子，這錢花得值。“不能讓孩子委屈，再說，有個啥子事情也好聯系。”

　　老秦白天賣水果，晚上就在附近小區地下室存車處的空地上打地鋪。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和前幾年比，現在賺錢多了，開銷也大了。趕上周末，一天能賣400元。作為外地人不敢短斤少兩，有時碰上老主顧秤還要“高高地”往上甩，利潤最高也就是30%。像這樣除去刮風下雨壞天氣外，月收入大概2000元左右，一年能掙近3萬元。

　　“看起來是不少，可辛苦了一年，卻沒剩下多少。上級主管部門收取的攤位管理費，一個月固定是600元，加上執法部門的罰款，一年將近8000塊。別看這管理費上寫著的也是罰款費，但我們都習慣了，還生怕他們不來罰呢。不罰，就是不讓你擺攤了，那就慘了，就沒有收入了，這才是大麻煩。”

　　談起城市生活的感受，老秦眉頭緊縮：“我是一頭連著老家，一頭連著城市。家里3個孩子，兩個小的都在上學，我是家里的頂梁柱。在北京，說是做生意，其實拼的是體力，一年下來，老好幾歲。這幾年，每天都是早起批發、上貨，回到攤點開張賣貨，直到晚上11點左右收攤。一年四季就在外頭守著，雖然算不上掙血汗錢，但起碼是辛苦錢。今年明顯感覺身體不行了。有時候就想，干脆回老家算了，可是一家老小還指著你寄錢回家過日子呢。”

　　和老秦的不樂觀相比，小秦則對未來充滿了憧憬。“這么多名勝古跡，這么多高樓大廈，這么多名牌轎車。北京是首都，是國際大都市，我是不打算回去了，就在北京扎根了，一定混出個‘人樣’來。”

　　小秦的想法代表了進城務工的新一代農民。

　　進城容易留城難：社保門檻高

　　4月3日，《中國經濟周刊》從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一份調研報告中獲悉：目前我國農民工參保率普遍偏低——在“五大社會保險”中，除工傷保險已有相當數量的農民工參加外，養老保險的總體參保率僅為16%，醫療保險的平均參保率為10%左右，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目前仍與絕大多數農民工無緣。

　　據統計，截止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約為1.8億人，進城農民工約為1.3億人，跨省流動就業的農民工約為9000萬。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課題組專家完成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調研報告尖銳地指出：“社保制度門檻高、轉移難，導致農民工權益難以保障”，是目前農民工社會保障存在的兩個主要問題。

　　“農民工對現行社會保險制度缺乏信任，對自己以后能否享受到養老保險待遇心存疑慮。”參與調研的專家分析，由于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規定按月享受基本養老金的最低繳費年限為15年，而農民工流動頻繁，如果不能實現轉移接續，多數農民工參保很難達到該年限標準。有的地方還規定退休前5年必須到該地參保，這實際上把農民工的養老問題排除在外。

　　據《中國經濟周刊》了解，目前我國農民工所在單位主要集中在建筑、餐飲、服裝等技術含量較低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用人單位主觀上不愿為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買單”。同時，一些地方政府對推進農民工參保也有顧慮，主要擔心社保繳費會影響本地的投資環境，把好不容易引來的投資方嚇跑。

　　另外，除了社會保險外，目前商業保險市場還沒有專門針對農民工“量身訂做”的產品。即使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推出的“建工險”也是意外險，被保險人是從事建筑工程施工人員，而不僅僅是農民工，專門的農民工疾病保險及養老保險則很少。

　　由于現行政策允許農民工退保，結果導致農民工流動時反復參保、退保，有的甚至在同一地區更換工作單位時也先退保、再參保。在農民工集中的廣東省，有的地區農民工退保率高達95%以上。“退保使農民工只參保、不享受實惠，不僅直接損害農民工享受社會保障的對等權益，而且反過來又影響用人單位的參保積極性。”

　　國務院的一份報告顯示，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一輪增長期，近5年來，全國農民工數量每年增加600萬至800萬人。 但一直以來，農民工面臨的問題仍然十分突出，最主要的是工資偏低且拖欠現象嚴重。

　　據河南、四川和湖南三個農民工輸出大省的抽樣調查，農民工月工資只是城鎮職工的60%，如按小時工資計算則更低。工資前清后欠的情況仍然存在，且工作時間長，安全條件差。

　　從國家統計局2004年的典型調查顯示來看，有些農民工日工作時間11個小時左右，每月工作超過26天。發生職業病和工傷事故比例高，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缺乏社會保障。

　　勞動保障部2004年對40個城市的抽樣調查顯示，農民工勞動合同的簽訂率僅為12.5%。農民工醫療保險參保率為10%左右，養老保險參保率為15%左右。培訓、就業，子女上學，生活、居住等方面存在諸多困難，經濟、政治、文化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這些問題會影響建設新農村戰略的實施，也會嚴重影響中國城市化發展的進程。”提起農民工在城市的境遇和未來生活，陳劍波研究員表示擔憂。

　　觀點

　　城市化：新農村建設的助推器

　　采寫：《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崔曉林

　　陳劍波

　　國務院研究中心農村經濟部研究員

　　茅于軾

　　經濟學家、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

　　華生

　　燕京華僑大學校長

　　減少農民加速城市化進程

　　陳劍波：關于新農村建設，可能要長期伴隨我們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我們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哪一天才算完成了呢？那就是農村的人進來了。如果我們解決不了農村人進來的問題，顯然不能說我們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是成功的。應該說這個過程歷朝歷代都沒有完成，我們可以看到明清時代江南非常發達的工商文明，但是從來就沒有過如此大規模的農村居民獲得非農就業的機會。

　　自1994年以來，我們經歷了人口遷移嚴重不足的高速工業化和高速城市化歷程。土地減少了1億多畝，城市的擴張速度也非常快，但是真正按照享有城里人同等權利的農村人口的遷移是嚴重不足的。

　　怎么解決農村人口的戶籍遷移問題？除了在社會保障和就業機會的平等，及讓農民呆得住、留得下、住得起，享有和城市人口平等的就業機會外，還應平等享受教育機會，獲得同等的醫療保障。

　　目前在政策研究界和學術界也還存在著一些爭議，關于我們的工業化戰略和城市化戰略，有一些研究宏觀經濟的同志認為，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京津塘地區是支撐中國經濟20年高速增長最重要的部分。這三個圈的快速城市化是市場推動的自然過程，擋不住。我們應該重點把城市化戰略放到快速增長的地區。實際上，我們從政策上來講一直是強調城鎮化發展戰略，而如何對待城鎮化發展戰略又涉及到我們工業化的戰略。

　　總體來看，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們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國家工業化發展階段，之后出現了鄉村工業化階段。但從當前形勢來看，若要推動小城市發展，就必須要強調縣域內的工業發展。

　　如何在縣域內讓創業的人順利實現創業，降低稅收和工商各個方面的門檻，特別是在金融體系方面的扶持，都是非常重要的。

　　茅于軾：我比較同意這個觀點，中國有8億多農民，5多億城里人。如果要建設農村，使農村的收入提高，非得減少農民不可。假使有一個農民從農村變到城里來，那么就減少了一個農產品的生產者從而增加了一個消費者，那些農民的收入就可以提高了。不看到這一點，想要穩住農民留在農村，這條路肯定是錯誤的。

　　農民問題的根本點在于增加收入，從這個問題可以看到農產品市場上主要是生產吃的東西，如，糧食、肉、水果、藥材，還有少數的棉花等一些工業原料。。

　　這個市場誰在享受？占人口40%的城里人。市場就這么大，除非你能出口，因為我們非常缺土地，整個農產品的生產優勢不大，包括我們國家的糧食生產在內。

　　尤其現在有一個新的特點，全世界農產品整體過剩，糧食過剩，水果過剩。所謂過剩就是價格不斷向下，農產品的相對價格比其它工業品價格相對一直在往下拉。雖然土地減少這么多，農民減少這么多，但是產量還是太大，賣不出去。糧食的價錢比上世紀50年代降低了一半，這種情況下想讓農民增加收入只有一條辦法，減少農民，這是建設新農村最基本的背景條件。我們有時候看不清這一點，另外我們餓肚子餓怕了，總怕糧食不夠吃，沒看到現在的形勢已經完全不同了，整個世界經濟的格局已完全改變了。

　　中國城市化進程至少還需55年

　　華生：我們現在城市化吸納農村人口的能力或者速度不是超前了，也不是同步，而是大大滯后。這不是我們沒有能力來做這件事情，也不是我們經濟發展水平沒跟上，而是戰略指導方針上有偏差。

　　特別要注意的是，現在所謂城市化率的提高是一個虛假的提高。我們是按照進城的農民也算做城市化率，把流動的農民算成城市人口，按照這個城市化率說我們每年提高了多少，但如果把這部分扣除掉，我們的城市化率是很低的，在30%以下。跟世界上一般發展中國家的路徑嚴重偏離，這是我們國家新世紀發展的主要矛盾。

　　配合解決這個主要矛盾，新農村建設就有地位了，除了在農村這一塊要做一定的投入(在我看來主要是投在教育和醫療上)，另一塊主要是幫助他們轉移到城市，使新農村建設放在中國新世紀發展這個大局看，位置就會很清楚。

　　我認為新農村建設非常重要，是我們大局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如果要問中國在新世紀發展第一位的、主要的矛盾是什么？恐怕還不是農村問題，最大的矛盾實際上是城鄉問題。

　　中國跟世界其它國家或者說一般發展中國家相比，無論從發展模式上、從城鄉差距上，還是從收入水平的懸殊上來看，最大的特點是我們在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要把城市和農村隔離開來。這一點從計劃經濟時代就存在，但改革開放以后這個情況沒有根本變化。

　　茅于軾：新農村建設是一個農民逐漸減少的過程，新農村建設必然和城鎮化是同時進行的，如果沒有城市化，眼睛光看著農村，搞新農村建設一定要失敗的。新農村建設這個口號應該加以補充，就是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而且要把城鎮化放在最主要的地位。

　　中國現在出現的城鎮化問題，農業問題、工業問題，實際上就是我們高速的經濟增長和城鎮化的嚴重滯后。我們有了不到兩億的農民進了城，但是現在他們沒有完全變成城里人，這部分人都沒有解決問題，后來的人又怎么解決？

　　在整個政策層面上，如果城鎮化滯后這個問題不解決，農村問題就很難解決。

　　那么怎么加速城鎮化？剛才兩位老師都談到，比如城市里面的就業機會要增加。怎么增加？讓他有自由創業的機會，政府不但不加以干預，不給他們出難題，而且還要幫助他們。另外，醫療與教育也要一視同仁。當然，這個問題不是一天能做到的，但肯定是要朝著這個方向走，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幫助新農村建設。

　　至于城鎮化進程需要多少年，很多人統計過，過去20幾年每年減少0.8%的農民比例，也就是1000萬人左右。如果按每年1000多萬人進城這個速度，就算每年減少1%，以現在是60%的農民計算，如果要減少5%至少還有55年。

　　怎么才算新農村建設完成？就是已經不需要再減少農民了，農村就這樣了，理想狀態下還得55年的進程。

　　陳劍波：從我個人的觀點來看，城市化的戰略特別是城市的發展一定不是規劃出來的，也不是通過戰略設計出來的，我們沒有人能夠想到上海這么一個一百多年前的小農村會在一百多年以后變成國際都市。

　　江蘇南通是張儉先生建紡織廠開始，也是從長江邊上的小漁村變成一個中等城市。從我們現在農村發展的一些實踐經驗來看，也已經開始呈顯出這種趨勢。

　　誰知道華西村會不會變成一個小城鎮或者小城市，他們現在已經并了很多村了，

　　只有這樣才能引進一些投資機會在小城鎮實現，為中小城市的工商業發展提供環境和條件。

　　那么，是不是能夠期待出現全部的中小城市都能夠成長起來？這是一個市場的過程，不是設計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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