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擴招的是是非非（上）

　　周其仁

　　本專欄上周從經濟角度談教育。主要看法是，涉及十幾億人口的教育是一項龐大的事業，非分開來處理不可。在政府的法定義務教育責任還沒有落實的情況下，財政性教育開支應集中于義務教育。對“非義務教育”，政府既然不可能包辦，就應該向開放的產業學習，放松行政壟斷，引入市場機制，動員更多的社會資源投入，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

　　從這點出發，我對1999年以來我國的高校擴招，有肯定，也有批評。我認為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擴招”的建議者和決策者不但看到了社會對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而且看得很準，并果斷采取措施擴大供給。要批評的是，擴招仍然靠行政主導的體制推動，顧到了量，就顧不到質和結構，非要由市場來教訓一下，才能再做調整。這樣有褒有貶，結論是什么呢？結論就是再也不能靠行政機制來擴大教育服務了。

　　先從肯定的方面講起吧。1998年全國應屆高中畢業生521萬，高校本專科共招生208.5萬，也就是高中畢業生進入大學的占40%。考慮到我國的高中普及率本來就不高，全部適齡青年能夠進入大學的比率——“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只不過9.1%。

　　以百人之眾奪取9個機會，不消說競爭的激烈。我知道的經濟學家中，惟有阿爾欽(A. Alchian)說得最到位——競爭是歧視的同義詞。是的，競爭要分勝負，而每一種決定勝負的準則，無非是一套歧視的準則。如果“衣帽取人”是穿著華貴的歧視衣衫襤褸的，那么“分數取人”就是高分的歧視低分的。說競爭激烈就是說歧視嚴重，兩者怎么樣也是一回事。

　　拿我輩對高考的感受來闡釋一下。1966年5月，我臨近初中畢業。突然有一天大喇叭里宣布，所有升學考試一律停止。記得當時教室里一片歡呼——升學競爭終結了！那年月的升學，分數是關鍵。不過分數之外，還要看家庭出身和本人政治表現。就是說，是幾種競爭準則并用，且可以互相折換——閣下出身不好嗎？那你的功課就要特別優秀才有出線的希望。

　　過了好幾年，毛主席才宣布“大學還是要辦的”。那是文革高潮，不可能再用高考的辦法。競爭依然，只是競爭的準則不再是“考試”加政審，而改為“推薦”。在推薦制下，文化高低沒關系，但要由掌握推薦權和錄取權的人“自由裁量”來決定誰有資格讀大學。這套“比賽”反復進行的結果，一是出了幾位“白卷英雄”，再就是后來連老外都知道的“關系(guanxi)”成了人際競爭的關鍵。“走后門”的泛濫成災，應該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鄧小平主政后恢復了高考。分數掛帥卷土重來，家庭成分和空喊政治口號再不那么重要。“關系”固然揮之不去，不過一般排在分數之后——在同等

　　我是1978年從黑龍江農場考入大學的。若問高考是否公平，個人的看法當然比“推薦”制好過十萬八千里，因為若論搞關系，自己勝出的機會等于零。但是分數競爭也就是分數歧視。回想我們那個農場同年參加高考的有800多人，考到山海關以內的只有2個。高分真的就一定優秀？只有天知道。記得有一位中學時代的好友，當年學習成績很好，也是一起下鄉、一起復習備考的，只差2分就名落孫山！問他分數取人如何，到今天還是氣不打一處來。怪誰呢？那一年被文革耽誤的12屆學生一起參考，“毛入學率”應該還不到2%。

　　回頭說1998年，那平均100個適齡人口中不能進入大學的91位青年及其家庭，或平均100位高中畢業生中的60位落第學生及其家庭，他們究竟怎樣看“高考”？要知道，此時距恢復高考已經整整21年，不得大學之門而入的年輕人連同其家庭人口，累計起來的總數該有好幾億！國民經濟連年高速增長，城鄉居民家庭的收入平均也增加了不少。消費品和服務的升級換代，早已蔚然成風。為什么偏偏就是這個高等教育，門面還是如此狹小，門檻還是如此之高？

　　教育包括非義務的高等教育，向來都是國家包辦。舉凡學校設立、學科和課程設置，考試科目、招生人數、錄取分數和學位頒發，一切都在行政掌握中。因此，解鈴還須系鈴人，對高教嚴重不能滿足社會需要的社會壓力，當然就沖著政府而去。人們有理由問：為什么我國的“毛入學率”比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還要低一大截？為什么政府就不能多開辦一些大學，擴大現有大學教育的規模？

　　應答的困難不少。比較明顯的，是國家財力不足。據說培養1個大學生的平均年度成本是10000人民幣以上。僅此一項，“毛入學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要增加財力20多億。早在1986年就立法規定為政府責任的全民義務教育，到1998年還在很大范圍和程度上靠農民負擔，財政預算怎么可能大手給高教撥款？至于為什么教育開支在整個財政預算盤子里的比重總是偏低，為什么講了那么多年教育重要、政府蓋了那么多樓、買了那么多車之后還是偏低，那就該問問決定國家財力分配的袞袞諸公了。

　　教育遠遠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政府統管教育又囊中羞澀，怎么辦？歷史搭就了這樣一個難題平臺，單等一位經濟學家出場。他叫湯敏，當時在亞洲

　　認識湯敏夫婦很久了，是朋友中最溫文爾雅的兩位。還知道湯敏和茅于軾老師一起，自己掏錢在河北農村試辦農民小額信貸的實驗，又在北京為進城農民工開辦訓練學校。真的很佩服，因為自己就做不到。當時拜讀湯兄的擴招大文，認為他眼光了得。說起來滿世界都是貨物等著人來買，“買方市場”云云，偏偏就是那么幾個領域——首當其沖的包括教育——依然還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多少人打破腦袋還是一位難求。人們對這樣的現象熟視無睹，惟獨湯敏清楚明白地指來：教育是可以通過政策調整迅速擴大規模的。從大處著眼，湯敏的擴招建議實在點中問題的要害：統管教育的政府怎么可以安之若素，對人民要求更多受教育機會的正當訴求置若罔聞？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