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原來很簡單

　　黎平 學者

　　不久前看到一條新華社消息：美國參議院通過一項規定，旨在加強對議員的道德規范、杜絕說客變相行賄的腐敗現象。其中一條是，議員們在和游說國會的說客進餐時，必須自己買單。

　　看到這個消息，不禁眼前一亮，因為公款吃喝的問題在我們國家已經成為頑癥。美國國會又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呢？該條消息語焉不詳，于是搜索，找到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一篇相關報道，該報道稱，美國參議院3月8日通過口頭決議，修改關于議員道德的法案，力爭在今后和說客拉開距離。根據決議，以后議員們和說客們再也不能隨便吃飯了。如果吃飯，則要在15天之內在網上把他們自己和助手吃了多少錢的東西做出說明。

　　就這些嗎？就這些。僅僅靠自己上網說明，就這么簡單嗎？就這么簡單。緊接著的問題是，這么簡單的措施管用嗎？仔細想想，依照以往的慣例，還真無法懷疑這條新規定的效力。雖然不敢說今后一個觸犯規定的也不會有，但絕大多數議員今后不敢隨便吃請了，是肯定沒有問題的。

　　于是就想探究一下我國公款吃喝為什么難以禁止，為什么種種措施都難以奏效。

　　在我國，公款吃喝可以說已經成為一種頑癥。有事吃，無事也吃；公事吃，私事也吃；節日慶典吃，遭災扶貧也吃。根據有關的報道，全國公款吃喝開支1989年為370億元，1990年達到400億元，1992年超過800億元，1994年突破1000億元大關，2002年達2000億。2000億是個什么樣的概念？幾乎相當于當年預算內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近幾年的數字不得而知，但至少不會少于這個數字。

　　為了制止公款吃喝這種腐敗之風，人們絞盡腦汁，想出了五花八門的辦法，但這些辦法幾乎沒有能夠奏效的，否則只要有一條措施是能起作用的，問題也早就解決了。記得最開始的時候，是實行所謂“四菜一湯”制度，但人們很快就發現這個辦法不行，什么算一道菜？什么算一個湯？沒有標準，也無法制定標準。魚翅，鮑魚，甚至5只雞10條魚都可以弄出一道菜、做成一個“湯”。于是，人們又想到限制消費額。這樣雖然不能制止公款吃喝，但起碼可以抑制“大吃大喝”。于是，一些地方開始對高額餐飲征稅，比如一次超過300元就要征稅。但結果呢，該項稅收成了收入最少的稅項。因為高額飯費很容易就可以轉化成幾個低額飯費，多開兩張發票就行了。于是，開始嘗試總量控制，就是規定單位一年招待費的總額。但總額是很難“科學”規定的。我遇到一個很小單位的負責人，就正在為此發愁。該單位今年的招待費總額是根據去年的額度確定的。他的前任比較愛吃，于是根據他前任消費數量確定的今年的額度是20萬元。而這個現任對吃喝不感興趣，額度又太大。他發愁如何在今年完成這個額度，如果今年吃的太少，明年的額度就會大大減少。可見，控制總額的辦法也不可行。這樣，公款吃喝難倒了決策者們。一些病急亂投醫的餿招，也就不斷被提出來。最近有人建議，通過控制

　　行文至此，疑問也就出來了。為什么在網上說明這樣一個簡單辦法就可以解決的問題，我們想了那么多的辦法就解決不了呢？我想，網上說明的辦法至少有兩個特點。第一，公開透明，吃了什么東西，吃了多少錢，為什么事情吃，人們一查便知。如果你覺得有理由，不超標，你就吃吧。否則就得收斂點。第二，落實到人頭，而不是一張籠統的發票就應付過去。不是經常聽到一個小小的單位一年就要吃幾十萬嗎？好，那你把每一次都是誰吃的記錄在案。你不怕記錄著你每頓飯都在公款吃喝，你就吃吧。我們治理公款吃喝，能不能就從這里開始：每張公款吃喝的發票上要詳細記錄都是誰吃的，為什么事情吃的，吃的什么菜，喝的什么酒。有人會說，不就是吃頓飯嘛，有必要這么認真嗎？答案無疑是肯定的，不說吃喝導致的其他問題，就是一年涉及幾千億這樣大的一筆錢，認真一點就完全必要。其實，類似的想法早就有人提出了。如江西省一名政協委員就提出推行公務招待實名制，明確招待的范圍和標準、定期公布招待費開支情況，接受

　　有人會說，這種實名制就可以解決問題嗎？不是還有很多空子可鉆嗎？沒錯。沒有人說僅靠實名制就可以解決問題，更沒有人說，這個辦法在中國可以有效解決問題。但它可以為解決問題奠定一個基礎。這個基礎是什么？很簡單，就是有據可查。如果你是一個單位的負責人，幾十萬幾百萬的吃喝發票上都有你的名字，而且這些發票要存檔多年，你就不會不在意吧。

　　也許又有人會說，這種設想太幼稚了，在發票上瞎編一些名字和理由不就解決問題了嗎？這樣的懷疑指向了問題的根本。因為，一些看似約束力很小的制度能夠有效發揮作用，其實是建立在一些更基礎的制度之上的，這些更基礎的制度實際上也就是社會秩序更深厚的基石。比如，公布吃請的說明，或我們說的實名制這樣的規定要能夠起作用，至少需要兩個基礎。第一，誠信，特別是官員和公眾人物的誠信。也就是說，誠信是一種最起碼也是最明確的要求，這種要求甚至帶有一票否決的含義，如果你的信譽出了問題，將會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人們還會記得克林頓的緋聞危機，實際上到最后，更重要的已經不是緋聞本身，而是在這個過程中他是否說謊和做假證。第二，嚴刑峻法。誠信能夠不被虛化，是因為有嚴厲的懲罰跟著。比如，在西方發達國家，個人收入所得稅主要靠個人申報。這當中的關鍵當然是誠信。但有一條，只要被發現瞞報，就是相當嚴厲的處罰。有這樣兩個條件跟著，你能說實名制不起作用嗎？

　　回過頭來看，在我們的社會中，人們為什么會對實名制，會對用在發票上注明吃喝詳情這樣的辦法抑制公款吃喝不以為然？就是因為我們缺少這樣的基礎制度。首先，在我們的社會中，誠信還沒有成為對官員的硬要求。多少年來，我們最重視的是官員在政治上正確與否，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但是否說謊作假，往往不當一回事，有時甚至是體制在逼迫人們說謊。第二，沒有對官員不誠信行為的懲罰措施，甚至連不誠信是一種丑聞這樣的概念也沒有。現在我們必須明確，誠信是基礎制度的基礎，許多制度的有效運行都要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人們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說假話做假事的問題能夠得到有效解決，社會中的信任結構能夠建立起來，許多制度失效的現象就會隨之而消失。以前，我們在分析制度失效的時候，往往將其歸結為制度本身的疏漏。但實際上有時不是這樣，不是制度本身的疏漏，而是使制度能有效運作的基礎條件不具備。也可以這樣說，如果由于缺乏誠信的基礎這樣的措施不起作用的話，其他的措施也很難真正發揮作用。公款吃喝的問題是如此，公車等其他腐敗問題也是如此。

　　這樣就可以回到本文的題目，反腐有時真的很簡單。但這種簡單是建立在諸多基礎制度有效運作的基礎上的。反過來說，在我們的社會中，反腐敗往往讓人感覺很難，在很多時候并不是反腐措施本身不到位，而是在于基礎制度的缺失。所以，反腐的功夫應當更多用在基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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