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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錦濤主席訪美前夕，國務院副總理吳儀一行赴美與美國商務部部長古鐵雷斯、貿易代表波特曼共同主持在華盛頓召開的第17屆中美商貿聯委會，并率大型企業代表團與美方簽署合約，購買了總值44.4億美元的美國產品，包括汽車、軟件及電子制品。胡錦濤主席即將訪美，期間中方亦可能與波音飛機公司簽署一項波音飛機的采購合約。這樣，預計中國企業與美國公司的合約總值將高達150億美元左右。
此前不久，美國商務部部長古鐵雷斯等官員剛訪問中國，就美國最關心的中美貿易赤字、中國市場準入、知識產權保護和人民幣匯率問題等議題與中方對話。美國兩黨議員亦不時有相關的提案和呼吁。
中方對美方的幾大焦點議題各有回應。對中美貿易赤字及向美國商品開放市場問題，中方強調中美之間存在結構性的失衡，其中的主要表現是美國對華高科技的出口潛力完全沒有得到釋放。最好的例子就是最近中國國家航天局副局長羅格訪美與美國太空總署官員討論中美航天領域合作時表達的遺憾，中美航天領域合作遲遲未有突破，他希望美國在此領域能夠“更開放”。與去年中海油并購事件相類似，美方在高科技領域以國家安全的理由基本按兵不動。
對于匯率制度問題，中方則強調進行適合國情的漸進調整，并且近年在匯率制度市場化方面已經有非常重大的突破。但是美方仍然希望中國按照自己期望的步調進行調整。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中方不斷提升知識產權保護和打擊盜版的力度，已經取得很大進步，美方則一如既往地在兩個方向上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一是鞏固美國提出的一整套知識產權保護要求所產生的影響力，二是繼續在具體的產品保護方面收集證據，提出批評和要求。
作為一個老牌的商業國家，美國在國家之間商業貿易方面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討價還價策略，往往能夠把本來就很強的議價能力發揮到極致。美國這種議價的國家能力是一種綜合性的能力，把政治、經濟、文化諸項國家能力進行合理調配，轉化為隨機應變的實力。這種實力最高端的表現就是國際經濟體系的“美國標準”，比如知識產權制度和匯率制度的美國化要求。
其實就知識產權保護而言，在二十世紀前期之前，美國自己一直都不是產權保護的模范，在十八、十九世紀，美國甚至是全球的“侵權”大戶，當時呼吁保護知識產權的是那時的領先者英國和德國。不過，世易時移，現在美國以全球最強大的技術及貿易實力，再發展出一整套理論來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進行論證，便可能不僅在實力上而且在意識上對后發國家形成一種壓倒性的優勢。
對于美國這種將自身的利益要求轉化為一種制度性規范的議價策略，美國國內亦多有學者指出，這種把與目前美國的發展水平相配合的制度標準加之于遠遠落后的后發國家之上的策略，并不合理。美國在拉美國家推行經濟體制的美國標準所遭遇的指責，顯示了這一策略的內在困難。
同時美國在保護自身利益方面又有著非常嚴格的自主性原則。這種自主性原則最重要的口號是保護國家安全。在這一原則的審視下，其他國家基于自由貿易的要求往往被解釋為包含敵意和侵犯美國利益的要求。高科技領域和戰略資源領域的貿易即往往如此。
美國這種被稱為雙重標準的內在矛盾，為每個獨立主權國家的國際議價提供了一個范本，即大家既可以按自己的愿望來要求對方，又可以按國家安全的訴求來拒絕他人的愿望。這也是WTO談判難以推進、國際貿易秩序通過民主程序難以達成的最根本原因，從而顯示實力比規則在國際貿易中更具實質性意義。而美國最突出的地方，正在于以其實力為支撐，它所支持的一套原則和秩序更容易作為“科學”而被接受。
對于中國這樣同樣要求自主性，又有必要與美國達成良好交流合作的國家來說，最好的議價策略自然是一方面堅持按本國實際來進行制度安排，另一方面用好自己的實力籌碼，靈活擴展與美貿易的空間。所以我們會看到，當中美雙方就匯率制度等問題糾纏不清之時，從中美貿易的大局著眼，中國政府主動安排巨額的采購計劃，為中美貿易的拓進發出積極的信息。而美方亦會投桃報李，繼續生意，繼續糾纏。(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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