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化不是教育改革的替罪羊

　　如果政府切斷了對大學的直接撥款，把錢直接以教育券的方式給通過高考分數線的學生，我們的高等教育就可能會有全新的局面。

　　如今教育費用上漲，教育產業化變成了罪魁禍首。

　　但是，稍微認真分析一下就明白，盲目攻擊產業化，不過是對當今教育問題的一個

誤診。這樣的誤診，會延誤醫治的良機，為中國的教育留下無窮的后患。

　　什么是教育的產業化？簡單地說就是辦學如同做生意，講究投資和回報。任何生意都有風險。對市場判斷失誤、經營不當，就可能虧本倒閉。市場競爭，講究物美價廉，東西又貴質量又差，就會失去競爭力。這叫產業化。

　　我們的教育，特別是大學，是產業化經營嗎？看看北大、清華，經營有風險嗎？你見過這樣的產業化嗎？我不認為產業化應該是中國大學發展的模式。但是，大學真要產業化了，比現在要健康得多。你買彩電，聽說過亂收費嗎？大概你碰到的更多還是大減價吧。如今中國教育的問題，不是什么產業化，而是現行教育模式所引發的問題。

　　為厘清這一問題，我把世界高等教育的模式簡單歸類。

　　第一類模式，是國家辦大學。歐洲和中國主要采用的就是這種模式。大學從國家那里拿經費。這種模式，在大學不普及的時代還能夠有效經營。因為大學生人數非常少，消耗的資源有限，國家可以承擔這樣的費用。但是，當人人都想上大學，大學生數量激增時，國家就沒有能力無償承擔翻了數倍的費用。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各國普遍的做法是讓本來僅教30名學生的教授教300名學生，使大學的師資、教室、圖書館、實驗室全面

　　第二類模式，是美國的州立大學。這種大學從州政府獲得大量經費，因此收費較低，特別是對本州的納稅人學費優惠。不過，這種大學必須平衡預算、和大量的私立大學競爭。收費再低，一般也高于歐洲那種不反映教育成本的象征性收費。

　　第三類模式，是美國的私立大學。這種大學必須在市場上競爭，但一直是非贏利機構。所謂非贏利，主要有兩個意義：第一，大學獲得免稅的優惠；第二，大學的所有收入，不能私分，而必須再投入到教育中，保證教育資金不外流。哈佛、耶魯、普林斯頓、斯坦福等我們所謂的“世界一流大學”，都是這種模式。

　　第四類模式，是產業化的大學，在美國叫贏利型大學。這種大學和私立大學接近，但不是非贏利機構。其經營方式，如同上市公司。掙了錢分給股東，同時向政府納稅。這類大學最近幾年在美國迅速崛起，得到了不少學者的贊譽。

　　縱觀世界高等教育的大趨勢，國家辦的教育已經式微。歐洲大學江河日下，不得不學習美國的模式進行改革。我們也不容樂觀，這次

　　為什么會如此？美國大學的經營嚴守市場邏輯，大學的收入必須反映其教育成本。這樣，大學就有資源提高教育質量。政府并非把教育的責任推給市場，而是遵循市場原則經營自己的教育投入。按教育成本收費，許多學生自然負擔不起。政府的解決辦法，不是用行政命令限制學費，而是直接給學生提供獎學金、貸款。這就形成了高學費、高獎學金的體制。大學有充足的資源，同時弱勢階層又能上得起學。最為市場化的贏利大學，因為嚴守物美價廉的競爭準則，反而起到了抑制教育費用上漲的作用。

　　比如，這些學校知道學生從政府那里可以拿到1萬美元的獎學金，自己的學費就壓在這個價碼之下，以求吸引學生。這也怪不得這種贏利性大學中的學生許多來自弱勢階層。在我們這里，你總聽到國家辦的大學亂收費，但很少聽到真正產業化的教育機構亂收費。這樣的產業化學校，實際上是中國教育體制中最健康的一部分。這種學校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這也是我提倡在大學實行教育券改革的原因。比如，我們一年招一百萬名大學生，需要經費二百億元。按人頭平均，一個學生兩萬元。如果政府切斷了對大學的直接撥款，把錢直接以教育券的方式給通過高考

　　(薛涌 作者系薩福克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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