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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若森
在體制轉軌中，對于改革的激進性與漸進性、改革的收益與成本以及政府主導改革能力等等的共同預期嚴重影響了主要利益集團的政治嗅覺與偏好，進而影響其改革參與行為。在既定制度環境之下，利益集團行動的目標在于影響政府的當前決策，而一旦面臨重大改革，游說或阻撓的重點往往即會立即轉移到了改革本身。而正是這一轉變極大地提高了各利
益集團的政治斗爭熱情與積極性，因為競爭的目標已經不再僅僅是政府當前決策的收益，而是在于改革之后的多元化遠期收益。而且，較高的利益訴求往往會吸引更多的人力、物力以及制度投入到不同偏向的改革游說之中，從而使得政治爭奪更為激烈。其中不容忽視的是，那些在局部改革中基于規制真空尋租的利益集團往往會抵制改革，或者盡力減少改革的深度及其影響范圍。
除了日益增強的改革游說與阻撓活動之外，改革的前景往往尚會促進代表特定利益主體的政治利益集團組織的形成。因為基于改革的普適性，改革影響的往往是同一類別的利益主體，而共同的利益則常常促使這些利益主體采取集體行動，不同的利益集團亦正因如此而自發結成。在改革的非常時期，游說與阻撓的投資與成本不斷增加，不同利益集團之間政治沖突的緊張程度亦隨之提高。
如果改革旨在尋求公共利益的改善，亦即通過減少交易成本而提高效率，并且在民眾中公平分配，則在改革進程中，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政治沖突即會相對緩和。然而，在實踐中，改革卻恰恰有可能或在一定階段恰恰有可能是維護與保障特定利益，亦即其以犧牲其他人的利益為代價而滿足特定群體的利益。如果改革旨在或導致這種特定利益，則其顯然會招致廣泛的反對。于是，即使改革的前提業已具備，改革的吸引力還是會隨之下降，因為民眾擔心改革已經出現偏向，尤其是，他們尚擔心如果要想成為改革的獲益者，其恐怕要花費其難以保證的巨大成本。正因如此，盡管不改革時期的收益低下，但不改革反而往往更受推崇。抑或，改革展開之時，如果政府決策對某些利益集團不利，則以前隱藏于非正式部門或組織中的資源與價值活動即會立即顯現出來，結果往往是對自己影響政府決策的能力心存懷疑的利益集團即會強烈反對所謂以效率為導向的改革。
對于改革心存疑慮與擔憂的另一個原因則是改革可能導致巨大的政治活動成本，因為即使那些在未來的政治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的利益集團亦會關心其付出，而且不僅政治競爭需要付出成本，享受改革本身亦需要付出成本。于是，結果很可能是改革可能帶來的效率與收益被政治活動所蠶食，從而使得改革劣于死守。尤其是，政治活動所需要的資源或成本很可能超出改革帶來的收益，從而使得參與利益博弈的主體的境況相較先前要更為糟糕。為此，利益集團自然的反應即是防止這種浪費性質的政治活動發生，進而抵制改革。
很顯然，社會確立改革的意愿與能力受制于政府受政治利益集團組織及其力量影響的程度。如果政府公信地承諾響應民眾的改革需求而保障公共利益，則只要具備改革的條件，改革即會實現。除了憲政保障之外，改革的一個重要條件尚在于社會對于憲政制約的認同及在實踐中對其的遵守。此外，政府拒絕重新分配財富以獲取某些利益集團的支持對于改革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其中不言而寓或心照不宣的意義政府往往了然于胸，這其實是一種治民策略而已。
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的中國改革來看，政策爭論中的政治競爭與公共參與明顯加強了政府的責任意識，公開的政策沖突亦成為了顯而易見的平常之事。從中我們可以窺見或讀出，成功進行改革的關鍵在于發展公民社會與民主參與機制、透明化與規范化政府決策過程以及制度化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對話機制，抑或，對于制度變遷中改革需求能力的實現而言，這些制度基礎應該是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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