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變動正進入重要時期

　　我國人口老齡化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人口老齡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增長快；二是人口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而提前出現。預計在今后相當長時間里，中國老年人口將以年均3％至4％的速度遞增，而且成為21世紀世界上人口老齡化最快的國家之一。

　　■陳劍

　　進入21世紀的中國，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進一步深入，婦女生育率持續下降�熤袊�人口正進入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目前，中國人口變動顯示出一系列重要特征。

　　人口增速減緩，經濟社會發展推動生育率持續下降

　　２００５年，

　　上世紀７０年代，我國大致是每５年增加１億人口，每年凈增人口２０００萬。到了上世紀８０至９０年代，我國大約每７年增加１億人口中，每年凈增人口下降到１３００萬左右。而從上世紀９０年代中期至２００４年，即從１２億人口增加到１３億，則用了近９年時間，每年凈增人口下降到１０００萬多一些。進入２１世紀后，我國每年凈增人口已經下降到不足１０００萬。截至２００５年１月６日，中國人口總量達到１３億。到２００５年底，全國總人口為１３０７５６萬人，比上年末增加７６８萬人，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已經下降為５．８９‰。按照這樣一個增幅，中國從１３億達到１４億人口的時間，需要１３年時間，即２０１７年達到１４億人口。

　　未富先老，人口老齡化面臨重負

　　在人口增速減緩的同時，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峻。６５歲及以上老人比重從１９８２年的４．９％上升到２０００年的７％。這意味著，從２０００年起，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已經進入老齡化階段。２００５年，中國６５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超過１億，６５歲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已經達到７．７％。

　　我國人口老齡化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人口老齡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增長快；二是人口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而提前出現。預計在今后相當長時間里，中國老年人口將以年均３％至４％的速度遞增，而且成為２１世紀世界上人口老齡化最快的國家之一。

　　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不斷增加，支撐老年人口的撫養費用也在不斷增加，人口老齡化趨勢將造成養老支出比例的不斷上升。對老年人口而言，主要是養老金支出和醫療費用支出。由于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和

　　在人口老齡化的同時，勞動力的老齡化必須引起足夠的關注。由于生育水平降低，４４歲及以下勞動力逐漸減少，４５歲以上的勞動力比重不斷上升，這無疑會對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帶來消極影響。

　　城市化水平提速，中國已經進入城市人口快速增長期

　　在人口總量增長趨緩的同時，我國人口城鎮化水平則在快速增長。改革開放初期的１９７８年，中國城鎮化水平只有１７．９％，到２００５年，中國城鎮化水平已經提高到４３％。上世紀９０年代，全國城鎮化水平每年提高不足一個百分點，而進入２１世紀，在已經過去的５年中，城鎮化水平每年提速超過１個百分點，并呈現進一步加速趨勢。２００４年，中國城鎮化水平為４１．８％，而到２００５年，則提高到４３％，全年提速１．２個百分點。按照國家統計局２００５年統計公報提供的數據，在過去一年里，中國城市人口增加了１５００多萬。到２００５年底，中國城市人口總數已經達到了５．６億。

　　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加，中國城市規模不斷擴大。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４年，１００萬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從１３個增加到５０個，５０萬人至１００萬人的大城市從２７個增加到８０個，２０萬人至５０萬人的中等城市從５９個增加到２１５個。城市人口持續增加，加劇了人口與城市基礎設施和資源環境的矛盾，特別是水資源短缺將是中國城市發展最具挑戰性的問題。資料顯示，中國６００多座城市，有２／３的城市供水短缺，其中嚴重缺水的城市有１００多座。

　　特大城市人口增長壓力過大，城市管理面臨困境

　　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特大城市人口增加尤其顯著。特別是東南沿海和內陸的一些特大城市，如深圳、杭州、廣州、上海、北京等。中國人口最多的兩個城市——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規模都已經超過１５００多萬。自進入２１世紀以來的５年里，這兩個城市年均吸納人口超過了３５萬。北京，在過去的一年里，全市常住人口從２００４年的１４９２萬人增加到２００５年的１５３８萬人，全年增加人口超過了４６萬，等于一年增加一個中等規模的城市人口。

　　城市人口持續增加，加劇了人口與城市基礎設施和資源環境的矛盾，也對城市管理者提出了嚴峻挑戰�，F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已呈負增長，特別是上海，已連續１０年人口負增長，每年增加的人口主要是由外省市區流入人口所致，并且相當大比重的新增人口是來自外省市區的農村居民。如何使大量外來人口、特別是農村居民融入城市，給他們以市民待遇，進而體現社會公正，這既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然選擇，也是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但問題是，這又可能導致人口增長的進一步提速。以北京為例，北京的水資源、耕地已經十分緊缺，每年凈增的３０多萬的常住人口，使得人口與水資源、耕地的矛盾日趨尖銳。特別是近千萬人口集中在五環這個有限的區域內，人口高密度聚集，不僅導致交通擁堵、城市效率降低，而且對城市居民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然而，如果提高人口進入門檻，限制外來人口的進入，既不符合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自由流動原則，也不符合社會公正。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２日，國務院在對北京城市總體規劃的批復中要求，到２０２０年北京市人口總量控制在１８００萬，按照２００５年北京人口凈增４６萬的增長態勢，到２０１１年，北京人口就將突破１８００萬。在各種約束條件下，如何對人口進行合理調控，無疑對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提出了嚴峻考驗。

　　非農化水平正進入快速上升軌道

　　非農化水平的上升，即從事第二、第三產業的就業人口在全部就業人口中的比重不斷增加。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非農化水平只有２０％左右，絕大多數就業人口聚集在第一產業，呈現出典型的農業社會特征。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國的非農化水平也在不斷上升，并在近幾年呈現明顯加快的趨勢。２００１年，中國非農化水平為５０％。到２００５年，中國非農化水平達到５４％。２００５年，全國就業總人口為７．５億人，其中有４億就業人員從事第二、第三產業。２００５年，中國城鎮就業人員為２．７億人，這意味著，全國至少有１．３億農村就業人員從事非農產業。

　　在非農化水平上升的同時，也有一系列因素影響非農化水平的進一步提升。這包括：橫亙在城鄉之間的二元經濟結構，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多年來在低水平上徘徊，中國相當多城市制定的一系列對農民工的歧視政策，農民工的權益得不到切實保障，等等。特別是農民工的工資水平長期在低水平徘徊，直接影響了非農化水平的上升。２００５年，中國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為１２．４％、４７．３％和４０．３％，即非農產值達到８７．６％。按照這樣一個產業結構發展水平，中國的非農化水平至少應達到７０％以上。也就是說，中國目前７．５億就業人口中，農業勞動力只需要２．２億就可以支撐對農業生產的需求。隨著科學發展觀的全面落實，包括城鄉勞動力在內的“工資剪刀差”等一系列歧視農民工的政策被破除，在今后幾年里，中國非農化水平將會呈現更快速度的增長。這對“三農”問題的解決，無疑是十分關鍵的。

　　“三農“問題的本質是農民問題。將絕大多數的農民轉移出來，成為第二、第三產業的勞動者，成為城市居民，這是現代化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治本之策。

　　就業壓力日趨嚴重

　　按人口年齡結構推算，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０年，中國１９－５９歲勞動年齡人口將增加９．３億，年均增加９３０萬�！笆�五”期間，全國凈增勞動力４０００萬，“十一五”期間，全國凈增勞動力將達到４５００萬。但與此同時，全國每年能夠提供的新增就業崗位只有８００萬。即使不考慮由于國企改制、經濟結構調整等因素導致的對就業崗位的需求，就業崗位的供給與需求仍然相差１００多萬。此外，從事第一產業的３．５億就業人口，至少還有１億多需要向城市轉移、向非農產業轉移。中國就業壓力將進入新的高峰期，并對改革、穩定和發展形成巨大的壓力，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所面臨的巨大挑戰。２００５年，全國城鎮就業人口新增加９７０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為４．２％，實際城鎮失業率估計超過８％。失業問題將長期困擾２１世紀初葉的中國。

　　失地農民總量增加，需要提供可持續發展生計

　　在人口城市化高歌猛進的同時，城市空間規模的擴張和工業化對土地的需求，導致了大量的土地被占用。城市土地擴張速度遠遠高于城市人口增長速度。２０００年中國城市土地面積是２．２４萬平方公里，到２００３年達到２．８３萬平方公里，城市土地面積擴張的速度平均年增長為８．８％。在中國很多地區，農民土地被征用后，進入農民口袋的土地征用費用，只有全部土地征用費用的５％左右。自上個世紀９０中期以來，全國失地農民總數已經超過了４０００萬。很多地區由于沒有妥善處理好失地農民的安置問題，沒有為農民提供可持續發展生計，這些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面臨新一輪城市化熱潮，城市空間規模會進一步擴展，失地農民總量會進一步增加，如何妥善處理好失地農民的利益，為他們提供可持續的發展生計，為失地農民提供穩定的就業崗位和社會保障，將直接影響和諧社會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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