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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檀
北京市近日發文為民企松綁，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未禁入的行業和領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公用事業和城市基礎設施、社會事業領域，并以參股、合資等途徑進入各類壟斷行業、領域。樂觀者認為這是民企發展的大好機會，悲觀者則從背后讀出了行政權力高于法律的現實。
在筆者看來，雙方著眼點不同，各反映了某一層面的事實。政府部門對于民企的發展推動從未停止，從改革初期的向民資開禁，到2004年集大成的非公經濟三十六條，甚至是憲法對于所有合法財產一視同仁的保護，都反映了這一點，更別提不勝枚舉的為民企松綁的地方條例。
但紙面文件是一回事，實際操作層面又是另一回事，文件與實踐兩張皮，或是中央與地方政府文件、部門文件打架的情況所在多有。
非公經濟實行一年的結果，是民企業主信心指數的全面降低。全國工商聯調查的結果，民企業主在壟斷行業改革進展緩慢和融資難面前，信心降到了冰點。考慮到壟斷行業中特大型國企的準政府地位，以及中小企業融資在具體操作上并無解凍的跡象———發行企業債像曾經的上市指標一樣成為大型國企的特權———所以，不能奢望北京市的一紙行政文件就能收到奇效。
推動民企發展緣于稅源與經濟管理體制的變化，民企地位的上升與民企在整個征稅體制中的稅負增長和對就業的貢獻成正比。自2000年以來，民營經濟特別是私營企業稅收明顯快于全國稅收增長速度，目前民營經濟稅收比重已經超過國有經濟。在就業和稅收方面，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民營經濟在二、三產業就業中的比重已經從2000年的77.5%增加到2005年(預測)的84.1%，占城鎮就業的比例從65%增加到2005年的75%以上。據全國工商聯最新公布的《2005年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分析報告》顯示，民營經濟占GDP比重接近三分之二，過去的5年中全國私營工業增加值總量增長7倍多。政府的資源調配向稅收增長點偏移，本應成為理性的選擇。
但同樣理性的是，目前掌握了絕對征稅權力的機構，能夠通過擴大稅基輕松地從民企的發展中獲得足夠的稅入，而從經濟管理體制上來說，一整套疊床架屋的機構對于大型國企的管理可謂駕輕就熟。換句話說，在兩種企業形式之間，政府對于國企的管理成本更低，雖然從長遠來看所付出的資金代價更大。改革因此喪失了急迫性。而社會資源繼續以各種各樣的理由流向國企造成的暫時現象是，壟斷國企反過來成為財政的直接支撐。
而征收者本人的經濟人理性是更加無法回避的現象。由于在現階段管理權與利益可以互換，一些政府部門主動充當某類企業的代言人。另一方面，給民企設租已成為權力階層灰色收入的重要來源。既然對于民企設租不會造成顯而易見的財政惡果，還可以擁有名正言順的意識形態的理據，變革的要求自然不那么急迫。所以政府一方面出臺各種政策為民企撤銷藩籬，而另一方面各部委旨在加強壟斷與權力的措施也在源源不斷地出臺，這正反映了政府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的參差，也反映出政府整體與部門、個人目標收益的不同。
是從長期著眼培育市場發展的根基，還是短期著手、通過壟斷以及稅收調節擴大歲入，兩股力量陷于膠著。由于中小民企的天然劣勢，常常在爭斗中落敗。
我們應該承認政府主控改革節奏這一現實。但隨著改革的深入，管理體制也應相應變革，將民企納入舊有的經濟管理體制有百害而無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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