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評國資委國資轉讓減持底線的規定

　　國資轉讓減持底線要堅持社會公平

　　國家發改委研究所 夏小林

　　(接上期)

　　三

　　如果私有化來了，只會加速惡化中國的收入分配狀況，導致分裂和動蕩。決策者在國資的進退之間要運用大智慧，保持住控制力和社會公平所需要的底線，保持住能夠重新贏得戰略主動權的底線，保持住能夠逐步積蓄戰略進軍力量的底線。戰略進軍的時間取決于什么時候能夠真正的全面解決公有制企業的效率問題。

　　當然，可以假定，在規范操作的前提下，國有企業全部私有化以后，效率會進一步提高。但是，私有化增加的“效率”主要是為少數人服務的，帶來的貧富兩極分化也會日益嚴重。在一定情況下，這種兩極分化會導致私人產權的非生產性、非效率性，并要求生產性財富的再分配。

　　以現在的私人經濟為例。2004年在二、三次產業的企業實收資本中，個人投入資本已經達到5.1萬億。《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關于檢查〈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實施情況的報告》顯示，在新增就業和農民工的主要吸收部門——私人經濟部門中，《勞動法》的貫徹實施存在許多問題，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現象比較普遍，最低工資保障制度沒有得到全面執行，基本社會保險普遍缺乏。與此相應的是，私營企業的利潤高速增長，在工業企業利潤普遍下降的2005年，工業類私營企業的利潤增長還是達到了47.3%。同時，私人資本在全部企業實收資本中所占比例達到80%。由此，僅僅從相對貧困的角度看，勞資貧富兩極分化和社會的收入分配狀況是將改善，還是會進一步惡化？世界銀行的報告反映，轉軌的發展中國家的基尼系數提升最快、數值最高，腐敗最厲害，廉潔和有效率的政府是“稀缺資源”，政治動蕩接二連三。這就是私有化的后果之一。比較之下，目前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中國，情況還是“最好的”。

　　在農村，土地私有化在可能提高某些私人單位的生產率時，其兼并機制的破壞性后果會形成非常嚴重的兩極分化，引發大規模的社會沖突。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中，政府實行中國特色的城市化路線圖，堅持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和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相結合的政策，同時嚴格控制建設占地，對于在城市化過程中實現城市和農村的雙穩定，至關重要。對于多數農民工而言，如果這邊是失地、失業，那邊是“血汗工廠”——這將招來災難性的“城市化陷阱”。

　　而不平等狀況的改變，幾乎沒有幾個國家因時間推移而顯示出統計上值得注意的趨勢。許多國家的不平等趨勢在相當長的時間中頑強存在。所以，卡拉·霍夫和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一份報告中寫道，“如果許多人根本沒有資產或者資產很少，那么工資率將會很低。因為低工資，最初財富很少的人就會給下一代留下很少的遺產。這樣，最初極不平等的財富分配可能從一個時期到下一個時期自我復制”。

　　再者，中國徹底私有化了，能不能保持多民族國家的統一，能不能強國和進入全球的“富人俱樂部”，答案也是否定的。僅從外部條件看，現存的世界利益格局和秩序的主導者們就不允許。按照“國際大家庭”給中國安排的“改革開放”和分裂路線圖，中國將是一個缺乏石油等重要資源的弱國，農業也將受到嚴重的進口沖擊。

　　所以，為了中國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同時也為了照顧少數特殊階層的根本利益，國企產權的多元化改革，應該是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提升效率，盡可能的保持國有資本的主導作用，而不是一步接一步的擠壓其生存和發展空間。這不是否定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戰略調整，而是說要求決策者有大智慧，在缺乏條件顧不過來時，要退出一些非重要乃至比較重要的領域，但是，要保持住控制力和社會公平所需要的底線，保持住能夠重新贏得戰略主動權的底線，保持住能夠逐步積蓄戰略進軍力量的底線。

　　“進”不是為了“退”,但“進”錯了免不了要“退”,“退”也不是趨于0的運動�！巴恕笔菫榱恕斑M”。戰略進軍的時間取決于什么時候能夠真正的全面解決公有制企業的效率問題。目前為止的初步經驗告訴我們，這種戰略行動的邊界，還是要保持競爭性的、開放的市場結構和多元化的所有制結構。

　　四

　　第一，修正國資委關于國資轉讓和減持比例底線的“初定”規定，制定在三、四、五類領域的國有上市公司中，國資可以絕對控股的規定，個別情況特殊的可以保持相對控股。適當提高一、二類領域的上市公司中國資控股的底線。要在標準體系中引入和強化能夠保證和發展“社會公平”的標準。要組織力量將“社會公平”的標準具體化和量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關鍵是要在完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前提下，提高上市公司中國資的比重。單純追求國資高比例退出是錯誤的。

　　第二，研究、制定使國有經濟改革決策受到人大制衡和監督的方案。加快制定《國資法》。人大應該成立國有資產委員會。實行由政府向人大負責的國有資產管理經營報告制度，并列入人大的法定議程，接受人大的審議、質詢和彈劾。國資委關于國資轉讓和減持比例的方案應該提交全國人大審議。在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如日本，20世紀80年代進行的國企私有化和2005年開始的郵政私有化，都得經過國會審議。中國國企改革的重大方案，不能總在工會實際上管不了、人大又不嚴加審議和監督的情況下進行。國企改革的決策機制要與國際接軌。為此，人大應該加快制定《國資法》。

　　第三，研究、制定在省、直轄市和自治區實行一地一個，或者數地聯合組織一個淡馬錫式控股公司的方案。以這個方案促進地方政府按照正確的改革方向、方式搞好國有企業，并以此考核地方官員，端正黨風、政風。遏制一些地方亂賣國企的現象，遏制一些地方以擴大“民營企業”比重和盡量搞死國有企業為榮的錯誤傾向。當然，這種做法并不是要求各地在所有制結構調整中搞“一刀切”，但是，作為一個地方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政府，本來就應該有責任和能力搞好一個當地的淡馬錫式控股公司，這應該是不需要討論的問題。

　　第四，研究、制定擴大政治參與的方案。中國在改革的十字路口上爭議的種種實際和理論問題，從全球范圍看并沒有多少是新鮮事兒。其中不少大問題，西方的學者們早已經分析過，并形成了一些有啟發價值的觀點。其中，在探討這些國家的“現行政策改革為什么會偏離理想”時，有學者發現其原因之一是，“在很多國家，權衡政策的依據是精英們的偏好，而不是偏重于窮人利益的成本-效益原則。這種現象也許令人感到遺憾，但并不奇怪。如果一項政策不是根據適用于所有分配權數的成本-效益原則而選擇的，那么由此而進行的政策改革也可能會出現偏差。這些是真正的政治上的失敗”。所以，改革決策，特別是進行“私有化”一類的決策要問一問，“更可能對窮人有利嗎”？不能由精英(或精英中的一部分)壟斷，社會要有保證利益相關者能夠進行政治參與的制度。再說好聽一些，就是要建設公民社會的機制。

　　(來信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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