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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力律師事務所律師 馬光遠
近期，中國證監會舉行了對德勤的行政處罰聽證。由于在審計科龍期間的失常表現，證監會對德勤做出行政處罰基本已成定局。同時，在律師的高調介入下，作為科龍案最大受害者的股民索賠問題，也成了業界關注的焦點。
盡管德勤在日本曾經為其審計舞弊訴訟付出了審計公司有史以來最昂貴的代價——賠償了2億多美元,但考慮到近幾年中國司法機關在證券欺詐等案件中的消極表現，法學界有必要對股民的期待澆一盆涼水。
司法被喻為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最后防線，實踐證明，將正義運送到每個股東家門口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股東訴訟制度作為公司治理結構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是運送股東正義的最佳方式。司法對證券糾紛介入得越深，市場各方的權利、義務就更明確，投資者對市場就更有信心。
美國在經歷了1929年歷史上最著名的股市崩盤以后，羅斯福放棄了“自由放任”的古典治國理念，高舉干預主義的旗幟，鐵腕治股市。在《1933年證券法》和《1934年證券交易法》中，美國政府規定了民事賠償的規定，開創了近代證券民事賠償的先河。美國法院也一改往日“消極”的形象，倡導“司法積極主義”，以積極的姿態介入了對證券違法行為的打擊。特別是在1980年，集團訴訟被成功引用到證券訴訟領域，成為高懸在證券發行人和中介機構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成為美國保護股東權益的最有效司法程序，對于阻遏市場的違法行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正是因為司法的高調介入和積極有為，才確保了對證券違法行為的有效打擊和股東權益的保護，造就了美國這個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市場。美國人驕傲地將之作為美國價值觀和誠信精神的集中體現。正因此，安然丑聞的發生嚴重打擊了美國人的信心，弗里德曼說的好：“是安然事件而不是‘9·11’摧毀了美國。”美國人的誠信大廈被安然丑聞徹底摧毀。但隨后安然巨人的破產和安達信的死亡，再次證明了美國人重建誠信大廈的決心。
反觀我國司法機關，對證券市場違法行為基本采取了一種消極的“躲避”策略。最高人民法院竟然置廣大受害股民的訴求于不顧，于2001年9月發布了一個逆潮流而動的通知，要求各級法院“暫不受理”證券欺詐案件，引起業界嘩然。后迫于壓力，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1月15日，終于公布了受理因虛假陳述而引發的民事侵權糾紛的通知，開啟了證券市場因證券欺詐侵權行為而引發的民事索賠糾紛的大門。但高法又在隨后出臺的規定里設置了不合理的前置程序，而且硬性規定證券欺詐案件不能通過“集團訴訟”的方式。
這無異于將最有威力的懲治違法行為的武器束之高閣，使證券民事訴訟程序成了戴著鐐銬的舞者。中國上市公司丑聞頻發，中介機構肆無忌憚充當上市公司的幫兇侵害股民的利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司法介入太慢，對違法行為不能予以嚴懲。
西方有一句諺語：正義應當得到實現，而且應該以看得見的方式得到實現。法律的可訴性被喻為法律文本的脈搏，可以激活法律條文的生命。回到德勤事件，在目前的司法生態環境下，沒有集團訴訟的“核威懾”，沒有司法機關的積極干預，沒有市場禁入的嚴懲，我對未來的訴訟不抱太大的期望，估計股民的賠償問題只能是又一個“無言的結局”。
據召開聽證會的證監會內部人士說，德勤早已經做好了接受處罰和賠償的準備，這點違法成本，和他們的高額收益比起來，算得了什么呢。唯一受傷的仍然是可憐的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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