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義競爭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數字狂歡”中，原本意味著創新與進步的“競爭”過程，演變成了一個“看誰比誰便宜、誰比誰更能支付更低成本”的“競次”過程

　　眾石/文

　　中國人對于“外資”的態度，正在發生微妙的轉變，“招商引資”的口號在學界和業

界已經引起了越來越多爭議。今年兩會期間，新的質疑浮出水面——這次的矛頭，指向跨國公司的并購狂潮。

　　政協委員李德水說，在中國，跨國公司已經從合資、合作到獨資建廠的早期過程，發展為“大舉并購我國發展潛力較大的優秀企業”，進而實現其壟斷中國市場的目標。而最后的結果，將使中國經濟患上“核心技術缺乏癥”，“在國際產業分工的總體格局中，我們就只能充當打工者的角色。”

　　為誰辛苦為誰忙？

　　李德水是國家統計局前局長。顯然，作為政協會議的提案人，他要比歷次統計局召開的新聞發布會表現得更敢說敢言。今年年初，在總結2005年經濟形勢的記者招待會上，李德水給中國內地飛速增長的外貿總額下了一個定義，叫做“過路財神”。當時他說，這個話題三天都說不完。

　　美國《華爾街日報》曾經講述了一個鼠標的故事，可以證實李德水判斷的中立和直觀性：Wanda牌無線鼠標是美國羅技公司最暢銷的產品之一，在美國的銷售價大約為40美元，其中，羅技公司拿走8美元，分銷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 Wanda的零部件供應商拿14美元，而生產地中國從每只鼠標中僅能拿到3美元。記者的結論帶著某種奇特的同情心——負責營銷這種鼠標的公司在加州弗里蒙特，這里450名員工的薪水，比中國蘇州裝配廠4000名中國工人的薪水總和還要高出很多。

　　過去幾年，中國著力推進的“外向型經濟”成就斐然，連續翻番：到2004年，中國的外貿進出口總額超過1萬億美元，2005年這個數字再創新高，達1.4萬億美元。而2001年的進出口總額還不到2700萬美元，平均增長速度約25%。另外，2005年的貿易順差也超過1000億美元。

　　然而，龐大的數字背后，大約60%的出口產品都是由外國公司創造的。尤其在電腦部件和電子、機電產品等高附加值領域，外資公司在出口上則擁有更大的控制權。對于數字格外敏感的李德水認為，在目前發展模式下，看起來GDP增長很快、規模也很大，但卻是“虛胖”。

　　GDP是個地域的概念，雖然財富在一地(國家)被創造出來，但其所有權和支配權未必完全屬于當地(本國)政府和人民。如果大量利潤和社會財富的控制權掌握在跨國公司手里，盡管GDP總量很大，而中國的利益卻受到損害，人民也得不到實惠，并可能直接威脅國家。收獲了漂亮的數字，流失的卻是大部分利潤——表象背后，其本質邏輯是中國經濟在國際產業分工鏈條上被固化在低端位置的競爭格局。結果是，中國自主技術被邊緣化，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成為泡影，最終被迫成為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在全球經濟布局中的某個可供隨意把控的環節，威脅經濟安全和國家主權。李德水質問：“那樣的話，我們到底為誰辛苦、為誰忙？”

　　兩大理解誤區

　　至少有如下兩種對于市場競爭觀念的理解誤區導致了目前的糟糕局面。

　　其一，多年來通過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參與競爭，忽略了在長期技術水平不能提高、工業自主性無法加強的情況下，優勢可能轉化成“比較劣勢”。發展經濟、提升工業

　　近20年間，中國GDP增速是發達國家的好幾倍，但工資增速卻遠落后于該幅度。反觀日本，該國1950-1980年的高速經濟成長期，工人工資以超過70%的增速趕超了美國。而中國經濟也增長了近30年，卻在沿海地區出現了工資長年不增長導致“

　　如果長期以來的“競爭”優勢只有勞動力便宜這一條，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數字狂歡”中，原本意味著創新與進步的“競爭”過程，可能會逐漸變成“看誰比誰便宜、誰比誰能支付更低成本”的“競次”過程。正如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袁劍指出的，全球化時代，國家在經濟競爭中獲取競爭優勢的辦法大致有兩種：一是加大經濟活動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國人民福利的情況下,提高經濟活動的生產率；另一種相反的辦法則是，以剝奪本國勞動階層的各種勞動保障，人為壓低其工資，放任自然環境的損害為代價，從而贏得競爭中的價格優勢。這種辦法被形象地稱之為“競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所謂“打到底線的競爭”。

　　這幾乎是一個荒謬的悖論。以“競次”手段所獲得的所謂競爭力，不僅與真實的國家核心競爭力毫無干系，而且其本質也與發展生產力、提高勞動效率的方向相違背。如果人自身變得越來越便宜、越來越不值錢，那么發展經濟的意義何在？

　　其二，追求所謂“充分競爭”的理想狀態，認為競爭越激烈市場越繁榮。事實上，所謂的“充分競爭可以達到市場資源最優配置”的自由市場原理，在現實殘酷的商業競爭中從未出現過。市場的真實圖景即優勝劣汰，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最終形成一種由高到低金字塔型的市場等級秩序。用經濟學經典教課書的話，自由競爭的結果只有一個，就是“壟斷”。

　　對于國內經濟生態圈，所謂引入競爭只是一種手段，目標還是要激發本土企業的自身活力，進而通過一定程度的競爭(所謂鲇魚效應)，培育本國的優秀大企業和真正有領先技術能力的優秀公司。當然，這種企業必然在一定范圍內將是“壟斷”的，否則它怎么能和那些壟斷的跨國公司去抗衡？從這個意義上說，要警惕“過度開放”，就是要防止“充分競爭”帶來的自我傷害和損失。不是要拒外商于門外，而是要把握一個分寸：引入外商的目標絕不是將自己的市場拱手相讓，而是要通過與他們的“適度競爭”，締造本土強狼餓虎一般的超強企業。

　　然而，目前中國的外資企業幾乎暢行無阻，不但在多個行業開始占據壟斷地位，并且把吞食的目標已經瞄準了在產權改制中急于“套現”的地方政府所控股的企業。而作為僅存的一些優秀地方國企的控股方，許多地方政府為在財政收入和政績榜上有一個漂亮的“數字表現”，不惜與外資達成某種“合謀”，進而把外資這條鲇魚活生生養成了鯊魚，斷送了本土企業的市場空間和成長機會。

　　如上說述，所謂“外向型經濟”，在中國勞動力變得越來越廉價、中國的市場越來越被跨國公司左右的過程中，其實正在變成“依附型經濟”的代名詞。政府要員李德水先生所發出的感慨，與近年來企業界“警惕中國經濟拉美化”的呼聲遙相呼應，深刻地描繪出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巨大風險和危機。

　　“思所以危則安，思所以亂則治，思所以亡則存。”這句中國總理的格言，放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宏觀及微觀背景下，顯得格外引人注目。在絢麗的GDP數字背后，我們必須重新理解“競爭”的意義，只有這樣，我們所看到的媒體鋪天蓋地的“自主創新”口號才不會成為空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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