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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開大學的一個課題組得出結論：無論是公務員還是財政供養人員與我國人口的比例，比美、法等發達國家都要低許多；日本、韓國的“官民比”大約是我國的兩倍，我國公務員與總人口的“官民比”大體上相當于南亞和部分非洲國家的水平。課題組的一位成員說，“之所以有人認為我國公務員規模過大，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把公務員和財政供養人員的概念混淆了”(中國青年報3月30日)。
南開大學課題組的結論可能會再次引起人們對中國“官民比”的關注，并觸發新一輪的爭論。筆者想起前不久媒體報道的一則新聞。去年河南省省長李成玉曾經批示，要求執行休假制度。但是一年過去了，文件并沒有真正落到實處。基層縣市公務員喊累，“幾乎每周都加班，根本沒有休假這個概念，周六周日能休息好就不錯了”，而省里各廳、局的公務員也說，“手頭工作太多”(人民日報2月10日)
公務非常繁忙，甚至在省長批示后都沒有時間休假，這似乎說明我國的“官民比”并不高，反而有些偏低。可是，為什么另一方面包括民眾、媒體普遍認為我國官民比例過大，并且對黨政部門機構膨脹嚴重表示不滿呢？
按照一般規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必然意味著政府職能的轉變，也就是從一個全知全能的“大政府”轉變成為“有限政府”。但是，中國的改革語境的特殊之處就在于，中國的改革是政府主導的改革，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恰恰是用計劃經濟的方法推進的。政府不僅是改革和市場經濟的設計者，也是實施者。各級政府和官員的中心工作，就是千方百計搞活經濟、促進增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但是一個響亮的口號，更是20多年中國政府行為的基本特征。
應該承認，這種政府主導型的改革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當中發揮了巨大而積極的作用，但倚重政府作用，也產生了另外一個問題：崇拜政府能力，濫用行政資源。目前我國鄉鎮一級財政虧空嚴重，就是濫用政府能力和行政資源的一個典型表現。從公眾角度講，一方面抱怨政府管得太寬，限制公民自由；另一方面又崇拜政府，凡事找政府。從政府角度講，一方面迷信自己的能力，尤其是過度利用政府功能強行推進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卻又疲于應付，時時表現出力不從心的困惑。
現代政府理論認為，一個合理的政府規模是維護經濟和社會秩序、保持政府有效運轉的必要條件。建設“有限政府”的關鍵，并不在于公務員規模含義上“大政府”還是“小政府”哪個更好些，而是在于這個政府是否“有效”、“有為”。過去政府管了許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這是黨政部門的工作人員忙得不亦樂乎的原因，也是人們對官民比認識分歧巨大的根本所在。
如果說過去政府介入經濟建設有一定的必要性，那么今后如果它不積極進行二次轉型，就會束縛生產力。在政府職責沒有厘清的前提下，討論“官民比”沒有意義。只有當政府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成功轉型，我們才可能看清楚中國的“官民比”到底是大還是小。
馬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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